這種計劃本就是異想天開，失敗也很正常。

猶記得我的歷史老師說過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是：

一、把我的思想裝到你的思想上去。

二、把你口袋裡的鈔票放到我的口袋裡。

人都是利己的，凡是跟自己利益有所衝突的都會先考慮自己（偉人之所以少，就是利益發生衝突時能放棄自己利益的人太少）。

將中美英日合併成一國，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利益分割問題。光是一戰、二戰的分割就已經鬧得人仰馬翻了，合併成一國更是非同小可。

當私人利益變成共有利益，大多數人都會反抗。以前社會主義探索時，農民公社化就出現了很多混公分的利己現象。

個人的利己現象都不能很好的解決，更不要談幾個國家之家的了。高中政治就學過: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前提是國家利益。

同治、光緒年間（1861-1909年），腐朽的清王朝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內憂外患，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甚一日，國外則面臨著列強的肆意欺凌，稍有不慎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雖然內憂外患如此嚴重，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力依然我行我素，不僅強力阻撓各項改革事業，還繼續過著奢靡無度、閉目塞聽的生活，令有識之士看在眼裡，心中萬分焦急。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不僅慘敗給昔日的“學生”兼藩國日本，而且透過屈辱的《馬關條約》，要向對方割讓臺灣島、賠償白銀2.5億兩。訊息公佈後，舉國為之譁然，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十八省千餘名舉人們集體上書給光緒帝，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雖然並沒有幫助中國挽回領土和經濟損失，但自此以後，“變法圖存”便成為全社會的呼聲。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光緒帝在1898年6月11日頒佈“明定國是”的詔書，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領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並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主持其事，史稱“維新變法”。

然而康有為等人深知，光緒帝只是個傀儡皇帝，手中並沒有實權，而真正掌權的慈禧太后是著名的頑固派，如果不訴諸於非常手段，變法恐有中途“流產”的危險。正因如此，康有為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設想，希望實行“中日美英合邦”的方案，即將中、美、英、日四大國合併為一個聯邦制國家，藉助其他三大國的力量，在保障中國內外部安全的同時，逼迫慈禧太后同意推進各種變法措施。

在這項計劃中，康有為之所以堅持把敵國日本拉進來，是考慮到該國跟中國“同文同種”，但能透過維新變法實現脫胎換骨般變化，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若能以其為師來實行改革，遠比照搬西方模式更切合實際。至於英美兩國，前者是日本的盟友，而後者的勢力非常強盛，將它們拉進聯邦，無異於給中國的變法事業加上“雙保險”，意義不言而喻。

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七月二十四，康有為借刑部主事洪汝衝之口，首先向皇帝提出“中日聯邦”的建議，聲稱“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系......則東西太平之局，可以長保，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同年八月初五，康有為在發覺皇帝對“中日聯邦”的建議很感興趣時，便又授意御史楊深秀奏事，正式提出“中日美英合邦”的設想。

由於茲事體大，光緒帝對楊深秀的奏摺並沒有馬上批覆，而是與老師翁同龢一起討論此事。康有為見皇帝遲遲不發表意見，便又授意信徒、御史宋伯魯再度上書，就“中日美英合邦”一事作最後的努力。宋伯魯在奏摺中提到，英國傳教士李提摩近日來京，並向康有為出示俄、德、法、英4國計劃瓜分中國的地圖，意在向皇帝說明形勢危急，切不可再猶豫。

緊接著，宋伯魯又在奏摺中指明“中日美英合邦”的益處，聲稱“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與此同時，宋伯魯還建議朝廷聘用李提摩太、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為特別顧問，必能推動維新變法事業的順利實施。

隨著宋伯魯奏摺的“出爐”，“中日美英合邦”的設想最終成型，其核心要點在於將中、日、英、美四國合併成一個聯邦制的超級大國，並從4國中選出百餘名官員組成聯邦政府，統一管理四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事務。一旦這個設想能夠成功，不僅俄、法、德等國家再不敢窺伺、侵略中國，而且還能化解中國國內頑固派的阻撓，推動維新變法事業的順利進行，使中國躋身世界強國之中。

可惜康有為高估了光緒帝的權勢和日、英、美三大國的意願，也低估了為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反彈的能量，就在他為這個大膽的設想積極奔走之際，頑固派已經決定實施反擊。就在宋伯魯正式提出“四國合邦”計劃的同一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悍然發動政變，將光緒帝軟禁於瀛臺，並宣佈重新臨朝聽政。至此，戊戌變法運動僅進行百餘日便宣告夭折，而“四國合邦”計劃自然也“胎死腹中”。

戊戌變法，光緒年間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提出的維新變法運動，因為只轟轟烈烈了一百零三天，就被慈禧老佛爺幹翻了，所以又叫百日維新，政治主張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具有愛國救亡的意義，思想啟蒙運動。關於康有為用面對俄、德、法、英企圖瓜分中國，而提出“中日聯邦”，“中日美英”合邦，還是第一次聽到，毀人三觀，這是挖肉補瘡，挖東牆補西牆，傷口上撒鹽，無行中成了日本人的老師，因為二戰時期的“東亞共榮圈”是康有為首次提出的，放屁不打草稿，這麼說來，還要感謝慈禧老佛爺，鎮壓了漢奸賣國賊！歷史要重新寫！

精英不一定就意味著有腦子，很多時候，他們的想法或建議只是想當然，"看上去很美"而已，並不具有可行性與現實性，達成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就是良好的。

照此一說，若康有為等變法成功，慈禧仍舊當她個老佛爺，而中日也成就了“大東亞共榮圈”，那康有為變法的真正目的何在？看來新貴和知識分子若要賣國的確繞彎的很啊！

胡說八道，康有為在怎麼地也是個飽讀詩書的文化人，別看他表面承認中國當時和世界的差距，一門心思要求變法改革，可他的骨子裡卻充滿了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和做為一個古國子民的優越感，怎能認賊作父。再說康有為這人腦袋不傻，他切身的感覺到當時清國的國際地位，認清了華人在外國列強眼中的湯水，怎麼可能與虎謀皮，自找沒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