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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7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出爐,韓國再次排在亞洲發達國家中自殺率第一高的位置;韓國也繼斯里蘭卡、立陶宛和法屬蓋亞那之後,成為全球自殺率第四高的國家;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是韓國人選擇自殺的主要原因,此外,社會競爭加劇,政府應對不力也是其中原因。是否也跟韓國的國民性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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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木春山談天下

    南韓自殺率在亞洲第一,這個數目木叔還真是不掌握。之前和一些南韓媒體的駐華記者聊天時記得談過南韓的一些社會問題,當然也包括自殺或者社會壓力等。對方也沒有提到南韓自殺率在亞洲第一的這個頭銜。所以這個調查究竟是否可信還需要進一步進行交流和比對。

    木叔之前看過一些資料,似乎日本的自殺率也很高,好像也有人說日本是亞洲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不過不管怎麼說,南韓和日本的自殺率通常都能在亞洲排前幾名,當然這可能並不是與什麼民族性有關,而更多的還是出於社會壓力的一種極端反映。

    原因很簡單,任何社會和民族都不可能把自殺當做民族性,任何民族也不可能鼓勵和支援這種極端厭世的行為。所以這一定是違反民族性的,也是違反社會性的。不能將自殺率高與民族性劃等號,這是很危險的傾向。

    此外,南韓和日本的佛教比較盛行,基督教也比較流行。日本還有獨特的神道教。這些宗教對自殺都持有否定的態度。比如佛教認為自殺是很大的惡性,來世是不會轉而投胎成人的。基督教也認為自殺是對自己的不尊重,不能上天堂。在這種宗教範圍內,南韓和日本的自殺率高,顯然不能與社會規約劃等號。換句話說,整個社會也是對自殺很排斥的。

    另外木叔想說的是,和南韓不同,日本的自殺率有個比較獨特的現象,就是一些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把自殺描繪成很唯美的樣子,這可能會誤導一些青少年,這就是另一個層面的社會問題了。

  • 2 # 涵一

    自殺是個生死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國民性問題。

    每一個個體的自殺行為,基本上都是一場生與死的博弈與掙扎,既關乎個人和整個社會的生死觀,也關乎個體所處的關於生的社會環境。

    我去看了一下一些權威媒體對提問者所列舉的這份2017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進行的報道,說南韓自殺率亞洲最高並不準確,而是在亞洲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來具體看看這份報告的資料:每1百萬名南韓人中,有284人自殺,平均每4個人中,就有1個人曾患有精神疾病。報告還將就業等社會壓力不斷加重列為自殺的主要因素,並稱自殺已經成為南韓人的第4大死因,更是10歲到30歲年輕人的第1大死因。

    其實,比自殺率高更值得關注的是自殺年輕化的現象。近些年,頻頻見諸媒體端的南韓明星自殺事件中,年輕明星的比例也頗高。

    南韓自殺率偏高尤其是年輕化加劇的現象中,值得警惕和思考的一點是,經濟發展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全部。南韓已然位居發達國家行列,可自殺率卻居高不下。另一個亞洲最發達的國家日本,自殺率高也是多年以來的常態。

    從經濟層面來講,南韓自殺率高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一個是職場環境的嚴酷,連總統都是高危職業的國家,其政商和社會環境的複雜是可以想見的,而潛規則因素佔比過重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危害,此外還有競爭的激烈性;另外一個就是南韓在經濟發展和心理上的比較優勢的失去,在上世紀持續約30年的漢江奇蹟過程中,南韓是建立起來一定的比較優勢的,但隨著周邊像日本和中國實力的快速提升,這種比較優勢逐漸演變成比較劣勢。

    不過,自殺成因是一件很複雜的事。這個話題,需要長期跟蹤和觀察,才能得出相對準確一些的結論。

  • 3 # 理得心安

    與其說是跟南韓國民性相關,不如說是與更深層次的南韓文化層面的發育階段、發育歷程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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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半島雖然有人類活動很早,但一直在作為周邊地區/附庸地位在中國歷史中記載的,北韓自身在生產力發展、社會/政府組織等方面,一直在學習、模仿中國的模式。

    這種情況一直到1446年(對應中國的明朝時期)世宗大王根據北韓口語習俗創立了北韓文字後,北韓才開始擺脫完全依賴漢字的階段,從文化角度上,這是北韓文化獨立的開始。

    但這種北韓文字主要是給底層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百姓使用的速成式文字,在政府公文、正規場合等方面,還是繼續使用更規範嚴謹、表達更準確的漢字的。

    而到了中國的滿清後期,日本對北韓的侵蝕、控制逐步強化,終於在1910年完全吞併了北韓,並開始在正規場合、教育領域用日語替代漢字使用。

    到二戰後北韓再次獨立後,從民族主義出發,南北政府不約而同的同時廢除漢字使用,全民徹底的使用北韓文字,北韓的文化獨立終於走向文明獨立發展的自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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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文化獨立的趨勢是符合社會科學自然規律的,但同時也會帶來大量的副作用。

    文化切換的過程中,舊文化習俗已經積累(包括學習到的)的文明成果將會淡漠、變異,如漢文化中各種以中庸之道為主的系統內穩定規律、個人自身的修養/操守模式,等等,都會快速被拋棄。

    而同時,最近歷史時期內反抗外來統治的暴力因素則會更容易祭奠到社會底層生活觀念裡。

    比如,在抗日時期,高麗人無論是在中國(滿洲、上海、華北)、還是在北韓本土、在海外(俄羅斯、東南亞),在抗日行為上都是最堅決、最暴力、最不怕死的。

    相關事例,有安重根在哈爾濱擊斃伊藤博文,尹鳳吉在金九(也有說是王亞樵僱傭)策劃在日軍集會上炸死白川義則大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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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暴力、絕決的行為特徵,演變到和平年代、經歷了漢江奇蹟的經濟騰飛過程後,再次反覆經歷經濟危機的打擊、折磨,就會對普遍的百姓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

    比如,一方面是盲目自信(全世界都是南韓創造的觀念),一方面又有很嚴重的奴性(極端順從階層、階級、組織,服從家長、老大、學長等任何強勢者)。

    而一旦在生活不順時,特別是遇到打擊下,作為名人的精神就很容易崩潰。

    一旦精神崩潰,輕生死、決絕對抗的那些傳統習俗就容易被採用,自殺就是最容易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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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題目,南韓的自殺率高,恰恰是富裕到不幸福社會的最好例項,也是社會文化、文明積累薄弱的結果。

    而文化基因、文明意識不是短期內能改善和轉變的,必須長期有效的積累才行。

    所以,南韓自殺率高的問題,當經濟形式好轉後會有所緩解,但徹底改變短期內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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