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個大不同。
首先，小說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說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藝術創造，他的《書劍恩仇錄》寫到乾隆與陳閣老，在《鹿鼎記》中寫到康熙與鰲拜，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朱元璋與徐達，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歷史七分小說的藝術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龍寫小說，則撇開歷史不談，他設定的小說環境幾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既馳騁想象，又合情合理。 第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寫時，大抵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寫江南、寫塞北、寫少林、寫武當，都有詳盡具體的描繪，給人以歷史知識的薰陶。而古龍寫小鎮、寫山莊、寫山巒、寫流水，都是信手拈來，無中生有，盡情發揮。一個靠寫實而兼以藝術加工，一個靠激情來構思理想中的社會；在金庸的小說中能領略社會風情，而古龍的小說則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兩人小說的結構不同。金庸既擺脫了舊武俠小說陳舊的寫法，又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嚴謹結構，因為他寫過電影劇本，又不時運用西方心理描寫手段，來充實結構的多層次與多視角，他的小說，放得開，收得攏，前後呼應，一氣呵成。寫歷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說，長達五卷，有一百多萬字，可自始至終主題鮮明，構思嚴密。可見其紮實的藝術功力。相比之下，古龍則不太講究結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歐文學的表現方法，一路寫來，奇峰突起，設定懸念，撲朔迷離，但由於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難免有顧首不顧尾的毛病。幸虧古龍才氣橫溢，儘管結構上時有破綻，但由於寫法新穎，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語，也令讀者大開眼界，愛不釋手，自成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文體。
第四，在故事銜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環環相扣的情節來組織故事；而古龍則以製造懸念來吸引讀者，前者叫人越讀越感受到作者的想象奇突，後者則令讀者進入一個撲朔迷離的藝術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對藝術典型的偏愛。金庸筆下，芸芸眾生，除韋小寶外，他最擅長塑造樸實無華的英雄人物，如郭靖、喬峰，都顯得厚道、忠誠、大度，甚至有點魯鈍而謙恭；古龍則不同，他更善於描摹英雄人物的機智、瀟灑、豪放和不拘小節，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江小魚。相比之下，金庸寫機智的人物，未免遜色；古龍筆下的鐵中棠、沈浪，也不如陸小風、楚留香寫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與古龍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兩人的語言表達上。金庸的文體，在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為之一變，他的語言老練沉著，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語言，又融入新文藝的筆觸，由於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使老讀者不致生厭，新讀者又擊掌叫好。古龍則追求武俠小說的語言歐化，他擅長寫短句與分行式，對話中多警句，交代事情來龍去脈，多段落、多層次，他力求把句子寫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給人一種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龍在語言上的創新，當然不是說絕對成功，他的某些小說，如《天涯·明月·刀》就有過分追求散文詩的傾向，讀來太雅，令讀者困惑。但古龍的新文體畢竟突破了武俠小說的原有文體，並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的語言藝術風格。
我以為金庸與古龍的小說，有六個大不同。
首先，小說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說既有歷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藝術創造，他的《書劍恩仇錄》寫到乾隆與陳閣老，在《鹿鼎記》中寫到康熙與鰲拜，在《倚天屠龍記》中寫到朱元璋與徐達，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歷史七分小說的藝術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龍寫小說，則撇開歷史不談，他設定的小說環境幾乎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既馳騁想象，又合情合理。 第二，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寫時，大抵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寫江南、寫塞北、寫少林、寫武當，都有詳盡具體的描繪，給人以歷史知識的薰陶。而古龍寫小鎮、寫山莊、寫山巒、寫流水，都是信手拈來，無中生有，盡情發揮。一個靠寫實而兼以藝術加工，一個靠激情來構思理想中的社會；在金庸的小說中能領略社會風情，而古龍的小說則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兩人小說的結構不同。金庸既擺脫了舊武俠小說陳舊的寫法，又繼承了傳統文學的嚴謹結構，因為他寫過電影劇本，又不時運用西方心理描寫手段，來充實結構的多層次與多視角，他的小說，放得開，收得攏，前後呼應，一氣呵成。寫歷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說，長達五卷，有一百多萬字，可自始至終主題鮮明，構思嚴密。可見其紮實的藝術功力。相比之下，古龍則不太講究結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歐文學的表現方法，一路寫來，奇峰突起，設定懸念，撲朔迷離，但由於一味追求情節的離奇，難免有顧首不顧尾的毛病。幸虧古龍才氣橫溢，儘管結構上時有破綻，但由於寫法新穎，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語，也令讀者大開眼界，愛不釋手，自成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文體。
第四，在故事銜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環環相扣的情節來組織故事；而古龍則以製造懸念來吸引讀者，前者叫人越讀越感受到作者的想象奇突，後者則令讀者進入一個撲朔迷離的藝術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對藝術典型的偏愛。金庸筆下，芸芸眾生，除韋小寶外，他最擅長塑造樸實無華的英雄人物，如郭靖、喬峰，都顯得厚道、忠誠、大度，甚至有點魯鈍而謙恭；古龍則不同，他更善於描摹英雄人物的機智、瀟灑、豪放和不拘小節，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江小魚。相比之下，金庸寫機智的人物，未免遜色；古龍筆下的鐵中棠、沈浪，也不如陸小風、楚留香寫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與古龍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兩人的語言表達上。金庸的文體，在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上，為之一變，他的語言老練沉著，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語言，又融入新文藝的筆觸，由於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使老讀者不致生厭，新讀者又擊掌叫好。古龍則追求武俠小說的語言歐化，他擅長寫短句與分行式，對話中多警句，交代事情來龍去脈，多段落、多層次，他力求把句子寫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給人一種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龍在語言上的創新，當然不是說絕對成功，他的某些小說，如《天涯·明月·刀》就有過分追求散文詩的傾向，讀來太雅，令讀者困惑。但古龍的新文體畢竟突破了武俠小說的原有文體，並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的語言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