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記載：句踐自回國後，心念會稽之恥，日欲復仇，乃臥薪嚐膽，誓報國恥。當是時也，文種獻計于越王句踐。
文種之所獻破吳之術，一般有兩種說法：一說為七術；一說為九術。為七術者，乃一日捐貨幣以悅其君臣，二日貴糴粟藁以虛其積聚，三日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日遺之巧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五曰遺之諛臣以亂其謀，六日強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七日積財練兵以承其弊。而《越絕書》所述之九術，多了“尊天事鬼”一術，其餘皆有異曲同工之處。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記載：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此一說，我以為乃句踐故意為難文種之說，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既是君王有意要殺文種，當然需找一個讓人覺得有理的罪名來置其之罪。又據《越絕書》與《吳越春秋》所載，句踐滅吳的二十二年間，文種所獻之計已一一實踐。
文種進諫于越王句踐的破吳之術，細細揣摩，實乃用兵之良策，與孫臏所著《孫子兵法》又有諸多切合點。《孫子兵法》之《始計篇》中就提及“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文種所獻破吳之術中有捐貨幣以悅其君臣，其意為表面逢迎，使人以為忠於吳王，心懷復仇大計，卻因實力尚且不足、敵強我弱而不得不採取軟化政策，使敵疏於戒備，此所謂“利而誘之，卑而驕之”。而“遺之諛臣以亂其謀，強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則採取的就是反間計，使吾子胥與夫差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達到“親而離之”之效，最終除去了吳國的一根頂樑柱，一位忠臣，一名智勇雙全的卓越將才。孫臏所述的“五事”己缺其一，乃“將”也。所獻破吳之術的“詭”更在於向吳國借糧，又以熟蒸之糧償之。吳國種其償糧，結果顆粒無收，造成糧食危機。而歷來都有“民以食為天”之說，國家一旦糧食匱乏，極易引起民心動盪，怨聲哀道。後又借伯羆之口，說服夫差大舉伐齊，戰爭又加劇了國家的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文種所獻的破吳之術中還涉及“美人計”。以西施迷惑夫差，使其為博紅顏笑，勞資勞民，建造館娃宮，此舉又引起吳國百姓的埋怨。所謂“道”已失，“法”亦失也。民心之所向才是一個國家存亡的根本，文種的破吳之計其本質上正是基於這種民本思想的。
戰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敵對政治集團之間經濟實力的較量。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於是就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之計，結果，吳國大敗。可見，經濟與軍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
我只是略談了以上幾點自己的看法，並未完全透析文種的破吳之術，但從上面的論述中，就足以見文種確為足智多謀、善於用兵之人。可惜一代忠良並未得好的結果，只在於他只知“將之五德”，卻不知“五德”亦可以喪命也；只知句踐“大德不報”，不知“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實為千古教訓。
史書記載：句踐自回國後，心念會稽之恥，日欲復仇，乃臥薪嚐膽，誓報國恥。當是時也，文種獻計于越王句踐。
文種之所獻破吳之術，一般有兩種說法：一說為七術；一說為九術。為七術者，乃一日捐貨幣以悅其君臣，二日貴糴粟藁以虛其積聚，三日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日遺之巧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五曰遺之諛臣以亂其謀，六日強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七日積財練兵以承其弊。而《越絕書》所述之九術，多了“尊天事鬼”一術，其餘皆有異曲同工之處。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記載：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此一說，我以為乃句踐故意為難文種之說，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既是君王有意要殺文種，當然需找一個讓人覺得有理的罪名來置其之罪。又據《越絕書》與《吳越春秋》所載，句踐滅吳的二十二年間，文種所獻之計已一一實踐。
文種進諫于越王句踐的破吳之術，細細揣摩，實乃用兵之良策，與孫臏所著《孫子兵法》又有諸多切合點。《孫子兵法》之《始計篇》中就提及“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文種所獻破吳之術中有捐貨幣以悅其君臣，其意為表面逢迎，使人以為忠於吳王，心懷復仇大計，卻因實力尚且不足、敵強我弱而不得不採取軟化政策，使敵疏於戒備，此所謂“利而誘之，卑而驕之”。而“遺之諛臣以亂其謀，強其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則採取的就是反間計，使吾子胥與夫差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達到“親而離之”之效，最終除去了吳國的一根頂樑柱，一位忠臣，一名智勇雙全的卓越將才。孫臏所述的“五事”己缺其一，乃“將”也。所獻破吳之術的“詭”更在於向吳國借糧，又以熟蒸之糧償之。吳國種其償糧，結果顆粒無收，造成糧食危機。而歷來都有“民以食為天”之說，國家一旦糧食匱乏，極易引起民心動盪，怨聲哀道。後又借伯羆之口，說服夫差大舉伐齊，戰爭又加劇了國家的動盪不安，民不聊生。文種所獻的破吳之術中還涉及“美人計”。以西施迷惑夫差，使其為博紅顏笑，勞資勞民，建造館娃宮，此舉又引起吳國百姓的埋怨。所謂“道”已失，“法”亦失也。民心之所向才是一個國家存亡的根本，文種的破吳之計其本質上正是基於這種民本思想的。
戰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敵對政治集團之間經濟實力的較量。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於是就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之計，結果，吳國大敗。可見，經濟與軍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絡。
我只是略談了以上幾點自己的看法，並未完全透析文種的破吳之術，但從上面的論述中，就足以見文種確為足智多謀、善於用兵之人。可惜一代忠良並未得好的結果，只在於他只知“將之五德”，卻不知“五德”亦可以喪命也；只知句踐“大德不報”，不知“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實為千古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