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創建於清朝道光時期山西省~ 日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裕成顏料莊，總莊設在平遙，並在北京崇文門外設有分莊。

　道光三年(1823年)，中國第一傢俬人金融機構，取義“如日初升，繁榮昌盛”的日升昌票號誕生了。日升昌票號成立後，營業繁榮，業務發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三原、開封、廣州、漢口、常德、南昌、西安、長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蘇）、濟南、張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個城鎮建立了分號。　　咸豐、同治（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佔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隨著清朝的沒落、民國的衰敗，那段輝煌的里程，已經從戰亂的硝煙中漸漸淡去。　　到光緒十二年（1886）後又陸續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鎮增設五個分號。據日升昌在北京等14個分號統計，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一個賬期即獲利583762銀兩。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晉商紛紛效尤開辦票號。很快形成的平遙、祁縣、太谷三大幫（均在山西境內），幾乎壟斷了全國的票號業務。　　票號的出現，給各地晉商的生意帶來了極大便利，其業務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擴大。在山西票號的影響下，從同治年起，江浙人也開始建立票號，如人稱“紅頂商人”的浙江錢塘人胡光墉（雪巖）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號。雲南人李氏在光緒初建立了天順祥票號。江蘇洞庭商人嚴信厚在光緒九年（1883）建立了源豐潤票號，時人把江南人開辦的票號稱為“南幫票號”。但這時的票號僅僅只是民間資金的流動，並未獲得官方認可。太平天國起義，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運銀道路被切斷，票號的機會來了，匯兌官款的大筆生意以瞞上不瞞下的方式拉開了“陣線”。不言而喻，此時中國商界對票號的依賴愈來愈重了。儘管清政府一度強令禁止票號匯兌官款，但這道聖旨猶如白條。八國聯軍入侵之後，清政府為解《辛丑條約》賠款的燃眉之急，已經顧不上原來的禁令。事實上，正是在封建政權的特許之下——由於賠款所需的大宗匯兌，票號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終於迎來它揚眉吐氣的一天。鑑於票號為國家籌集銀兩有功，光緒皇帝親賜匾額，上書四個大字：匯通天下。此後官家藉助票號週轉銀兩，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號與政界也有了許多私下往來。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後臺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築津沽鐵路，也曾求助於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援。　　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回路礦鬥爭中，山西票號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19世紀80年代，中國電報事業興起，票號又新設了電報匯兌業務。至此，中國票匯、信匯、電匯三大匯兌方式，都由票號繼承和創新完善起來，大大便利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民間基本結束了運現清算的落後狀態。似乎是中了物極必反的法則，高峰的到來也就是末日的開端。隨著列強的入侵，滿目瘡痍的中國經濟上既不能與外商相抗衡，商業場所又遭到大面積破壞，財富更是被大肆掠奪，以脆弱的民族資本對抗大舉進入的外國資本，無異於以卵擊石，金融危機、商業危機已經不可避免。　　開始的時候，票號的主要業務是匯兌，存款、放貸還在其次，可見其功能著重於貿易過程中流動資金的籌集。匯兌的主要收入為匯費，稱匯水，收費標準根據各地銀兩平色高低、路途遠近和銀根鬆緊而定。票號在收付款項時，往往藉口銀色不足或壓低份量，取得額外利潤。票號匯兌的利潤是比較豐厚的。一般情況下，每100兩銀子，收取的手續費多則八九兩，少則二三兩。如此高的利潤是今天的金融業難以想象的。如果說，票號發展前期的盈利主要來自匯費收入的話，其中後期的盈利則主要來自放貸利息收入，並由此形成了中國近代資本的雛形，在促進工商業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於日升昌票號的創立時間說法不一，有的說源於明末清初，還有的說起源於清乾嘉時期或道光之初。那麼，日升昌票號究竟產生於何年?據碑刻資料所載，1819年(清嘉慶二十四年），重修平遙顏料會館時，西裕成顏料莊是捐款大戶之一，這說明日升昌票號在此時還未創辦。又過了10年，顏料行的又一碑刻上，卻不見西裕成顏料莊的名字了。這說明日升昌票號成立於清嘉道之際或道光初年。又據《石生泉訪問記錄》記載：日升昌的萬金賬，我親眼看過，上面寫著某某銀股多少，某某俸股多少。在前面的序文裡，寫著:頭一賬以6年為期，以後改為4年為一期。萬金賬是1829年（道光九年)創立的，這說明日升昌創辦票號，開頭也沒有一個規矩，慢慢才立起來的。由此可以看出，1829年，往前推6年，即1823年(清道光三年），為日升昌票號創立的時間較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