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裡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裡“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透過科舉考試，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藉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餘，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華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佈，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華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透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透過醫學啟發華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華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洩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華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華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華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華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透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絡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切實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獨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華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誌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 杭州高階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狀況和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欺侮的歷史命運。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在這時，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裡，苦在心裡，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透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誌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透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討伐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喚重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宣言書。它帶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華民族的淒厲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還需要的話 就自己去找
魯迅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便迅速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裡流露著溫存。但現在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態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態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裡“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透過科舉考試，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個人身價百倍，家庭也隨之受到世人的羨慕。這被認為是讀書人的“正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為這個官僚出謀劃策，奔走效力，接受這個官僚的饋贈。藉著這個官僚的權勢，自己也有了權勢。這是當時讀書人常走的第二條道路。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雖然這被當時的官僚所不齒，但到底可以發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底層。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抱著到“異地”去尋“別一類”的“人們”的目的，離開了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當時的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這是在中國傳統的教育中所從來沒有過的。在課餘，魯迅還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這大大開拓了他的文化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華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佈，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的生平和創作魯迅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在南京路礦學堂求學期間，他的學習成績一向優異，這使他在畢業後獲得了官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華人的健康狀況。日本就是透過西方的醫學認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和意義的，魯迅也想透過醫學啟發華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並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當時的日本透過明治維新迅速強大起來，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也在同時發展著。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歧視。在他們的眼睛裡，凡是華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59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洩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華人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華人卻若無其事地站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使他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強國林立的現代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華人的精神，而善於改變華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於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誌，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透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絡起來，奠定了他後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在當時，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譯了兩冊《域外小說集》，他個人單獨發表了《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並熱情地呼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精神界之戰士”。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切實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獨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華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誌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 杭州高階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後的現實狀況和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欺侮的歷史命運。社會的昏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在這時，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裡，苦在心裡，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為如此，當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樣透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標誌著中國小說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於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透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是討伐傳統封建專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喚重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宣言書。它帶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華民族的淒厲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還需要的話 就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