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高於種族首先是一個學術上的技術問題。

陳寅恪先生認為，歷史上所謂的“胡化”和“華化”是文化的問題，不是種族的問題。

如何理解？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趙武靈王搞“胡服騎射”，提高與夷狄靠的很近的趙國的戰鬥能力。但穿上胡人的衣服，方便是方便了，貴族們覺得自己有點像夷狄，國家也不像華夏了。當時就有了中華與夷狄的爭論。

關鍵是人的思想，在古代很好理解，少數民族學習了漢語，遵守華夏禮儀與制度，可以看做是漢人（包括更遠一些的日本留學生）。

錢鍾書先生也發現，後魏、北齊、後周，這些國家都是鮮卑族建立的，都是漢人所稱之“虜”、“夷”、“胡”。漢人自稱“華”，看鮮卑為“胡虜”，魏鮮卑自稱“華”而目柔然為“夷虜”

也就是說，很多種族都在搶奪華夏資源。在這個時候，爭論變成了吵架，喪失了意義。

陳寅恪先生的詩《舊史》特意講述了這段歷史中的弔詭意味：“厭讀前人舊史編，島夷索虜總紛然。魏收沈約休相誚，同是生民在倒懸。”

南方漢族人譏笑北方少數民族為“索虜”，“索”是辮子的意思。“島夷”，小島指南方，用夷稱呼漢人，顯然是亂了。

這個時候，當然也只能用“文化”來判斷文明程度了。陳先生強調的“生民在倒懸”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什麼文明，說破大天，都必須讓老百姓生活下去，老百姓受苦還算什麼文明？

當代的陳來教授認為，曾經的中國文明對世界、對他人的看法中，“中華”、“天下”、“王道”、“懷柔”都是其中典型的觀念或話語。­其基本觀念是，文化高於種族，天下高於國家，大同是世界理想。

陳來教授還有一句令人深省的話，中國可以退化為夷狄，夷狄可以進化為中國。我們想想看，歷史上那些殺良冒功、文字獄無論是誰做的，恐怕都不應該是中國所為，只能說是夷狄所為吧。

“文化高於種族”，這還需要證明嗎？優秀的文明必然戰勝落後、愚昧、野蠻的文明，這是邏輯的必然，更是歷史規律。野蠻民族可以征服文明，甚至滅國，但優秀的文明絕不會消亡，反過來征服者反倒是被文明徵服。民國的知識分子早就深刻明白了這個簡單的道理，如今還需要科普嗎？

二者有聯絡也有區別。文化附著在種族之上，種族總是具有一定文化內涵和形態的種族。

講到文化對種族的超越，當然是對具有一定文化特徵的種族的超越，所以本質上是這種文化對那種文化的超越。

英倫文化在全球曾居主導地位，這時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就成了“優等民族”，成為全球的統治者。

今天的美國繼承了一部分英倫文化基因，又融合了世界各種文化，形成了所謂的“美國文化”。“美華人”，成為有別於其他民族的一個特殊民族，混合了歐、亞、非、拉美各個民族的血脈和文化基因，形成了文化和種族的雜交優勢。因此，美國文化所養育的美華人具有一種特別的氣質。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其民族性格是儒佛道各家交織融匯的結晶。近二百年來，西風東漸，華夏文明受到極大衝擊和挑戰。在迎接挑戰中，又自然而然地吸收融合了近現代西方文明，中華文化由此得以更新。既發揚光大了古典中華文明，又在走向世界中吸納了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如此，中華民族也在進步、演變之中，目前正豪邁地朝著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前進。

總之，種族離不開文化，文化離不開種族，這是一種“魚水關係”。當然，橫向比較，種族之間的比較、競爭，說穿了還是文化的比較、競爭。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著作當中，都對這個觀點進行了大量的闡述，其中的一個重要論斷便是——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

為了證明這個結論，陳先生援引了很多例證，其中最有意思、也最為他所看重的，便是高阿那肱斥責源師之事。

我們可以對這個事兒簡要回顧一下。

事情發生在北齊王朝的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當時天上出現了“龍星”，主管祭祀的官員源師就建議朝廷舉行祭祀，理由是“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一開始，權臣高阿那肱以為是真的有龍，很感興趣。等到聽源師說只是“龍星”，非常不屑，便數落他道：“漢兒多事,強知星宿?”最終沒有舉行祭祀。

為什麼說這件事重要呢？

第一，源師並非真正的“漢兒”。源氏家族本為鮮卑，在北朝很有名，北魏太武帝時，源賀追隨太武帝，戰功赫赫。第二，孝文帝改革之後，源氏家族漢化很深。源師建議祭祀，也是依照傳統的漢文化禮制。第三，高阿那肱為山西北部善無人，曾與北齊神武帝高歡一起創業，擅長弓馬，但不通文史，文化水平較低。

源師雖出自鮮卑，但因為漢化較深，竟然被文化水平低的高阿那肱視為漢人。由此可知，當時人們心目中，文化的“標誌性”是要高於真實的種族。

除此之外，陳寅恪的另一個著眼點在於唐代安史之亂以後的格局。他指出，“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權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

簡單說，安史之亂以後，河北地區為藩鎮所控制，這些藩鎮的統帥、將領大多為胡人或胡化較深的漢人，當地的文化氛圍也跟唐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不同。

在這裡，陳寅恪援引了一個同樣很有意思的例子，來自於杜牧《樊川集》裡收錄的《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意思是河北的這個盧秀才，二十多歲了竟然都不知道周公跟孔子是誰，每天喜歡的就是打獵玩樂。跟人談話，說的都是打仗的事兒。

秀才尚且如此，當地普通百姓文化如何，可想而知。

陳寅恪所論述的是古代的情況。在今天，文化與種族之間仍然存在隔閡。整體來看，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似乎仍然體現出文化高於種族的特點來。另外長遠來看，文化融合也是一大趨勢，短期內雖不至於世界大同，但文化的隔閡與多樣性都會減少，而種族差異更是會退居次要。

中國的知識分子，其知識結構是明顯有缺陷的，主要就是完全立足於中國國內事務，把國內只相當於民系差異的滿漢問題，胡漢問題，夷夏問題，上升到種族層面，從而掩蓋了真正的種族問題。

中國近代面對的最大危機，是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最危險的敵人，是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統治，推行生物替換政策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他們脫亞入歐的日本跟班，華人和它們的文化交流，事實上證明只有武裝鬥爭是有效的。

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文化問題只是有文化的少數知識分子階層的問題，他們關心的是權力和歷史傳統的銜接，說到底，是要用自己掌握的歷史知識方面的話語權，向政府索要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