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對政治起源問題是怎麼思考的。趙汀陽在《壞世界研究》裡給出了分析。
我們還得從《壞世界研究》這個書名開始說起。為什麼趙汀陽說這是一個“壞世界”？因為他認為人類社會面臨兩個根本性的限制條件：
只要這兩個限制條件不變，趙汀陽眼裡，人與人之間就一定會為了權力和利益而明爭暗鬥，世界就只能是壞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為一個“壞世界”，建立起一個好的制度呢？事實上，這不僅僅是趙汀陽關心的問題，也是古今中外的先賢大哲都在苦苦思索的問題。
比如中國儒家，就把希望寄託在道德上。儒家想用道德去改造人性，用道德規範去約束人性，讓人變得沒那麼自私。不過，這招好像不太管用。人性自私的力量過於強大，相比起來，道德規範蒼白無力。當道德規範和自身利益衝突時，人們只會對規範陽奉陰違，變得更加偽善。
也就是說，儒家解決不了“見利忘義”的問題。那麼，能不能乾脆讓人們見不到“利”呢？這就是老子提出的解決方案：讓生活迴歸到極其簡樸的水平，社會中根本沒啥可爭的東西，也就不爭了。老子的方案有點釜底抽薪的意思，但它的前提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水平永遠不進步，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看來，道德解決不了爭鬥問題，取消利益又不可能，那就只能由政治出場來解決。政治不試圖去改造人性，而是在承認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設計一套制度來分配權力和利益。那麼，人類最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
對這個問題，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有一個著名假設。他認為，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原子化的個人，人與人之間不信任、不合作，而且相互敵視、衝突不斷。最後，人們再也受不了這種極度不安全的“自然狀態”，於是不得不尋求合作，訂立了一系列社會契約，這就是政治的開始。趙汀陽把這個觀點叫做“霍布斯假設”。
那麼，“霍布斯假設”有沒有道理呢？趙汀陽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分析框架，它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霍布斯充分考慮了人類社會可能存在的最壞情況，也就是每個人都極度自私、相互為敵的“自然狀態”。一種政治理論，必須把最壞的情況考慮進來，否則就沒有普遍的解釋力。
但同時，“霍布斯假設”也有缺點，這個假設存在一個極大的推理漏洞，就是，即使人們忍受不了無止境的衝突，也並不一定透過合作來解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一方有絕對實力，就直接消滅對手；如果誰也沒有絕對實力幹掉對手，就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相互迴避，各過各的。在自然界，像老虎、豹子、熊等大型食肉動物的同類之間，就普遍採取這種策略。所以說，從衝突並不必然走向合作。
除非，某個社會的運氣特別好，出現了一個擁有絕對實力的強者，但他竟然不尚武力，反而大力推廣合作，這樣人們才有可能認真地考慮合作問題。為什麼必須是一個強者呢？顯然，如果是一個弱者跳出來呼籲說，大家要合作不要衝突，沒人會理他。但是，出現“強者+聖人”的機率太低了，不可能作為合作的基礎。趙汀陽說，這導致“霍布斯假設”的解釋力太弱，不能自圓其說，這是它的一個致命缺陷。
那麼，有沒有辦法修正這個缺陷呢？趙汀陽的答案是有，這個思路是由中國儒家的荀子提出的。我們知道，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與他針鋒相對，認為人性本惡。在這一點上，荀子與霍布斯不謀而合。荀子認為，是每個人私心私慾的無限膨脹導致了亂世，而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去亂求治”，也就是霍布斯所說的從衝突到合作。但是，荀子假設的政治初始狀態與霍布斯有一個關鍵的不同。
荀子說，“人生不能無群”。意思是，人生來就是群居動物。作為個體的人，力量是如此弱小，和老虎豹子沒法比，根本沒辦法在自然界獨自存活。人要活下去，必須要組隊打怪，所以說，不存在霍布斯想象的完全原子化的個人。這樣一來，“霍布斯假設”的缺陷，也就是從衝突推不出合作的問題，就解決了。在荀子看來，人本來就是先有合作，然後才在合作中起了衝突。
為什麼合作會導致衝突呢？通俗點說，荀子認為，合作帶來了集體收益，但在分配收益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想多吃多佔，所以開始有了矛盾衝突。隨著衝突越來越大，合作逐漸瓦解。但是，一旦發展成了全面衝突，天下大亂，每個人作為個體又無法自保，所以，人們又不得不想辦法重新開始合作。這就是荀子認為的政治初始狀態，趙汀陽把它叫做“荀子假設”。
趙汀陽認為，“荀子假設”適合解釋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怎麼形成，而“霍布斯假設”更適合解釋國際政治的形成。在趙汀陽看來，目前世界各國之間，仍然處於霍布斯所說的各自為政的“自然狀態”，國際政治的底層遊戲規則，仍然是強者為王。如果把荀子和霍布斯的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所謂“荀子—霍布斯假設”，就可以比較完整地描述人類社會的政治初始狀態。
“荀子—霍布斯假設”指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就是，人類之所以從衝突走向合作，根本不是出於想象中的道德目的，而是因為人類意識到，合作能夠比衝突帶來更大的利益。而要合作，就必須克服自己的私心私利，也就是說必須講道德。從這個角度說，講道德必須有利於人們獲得生存優勢，否則，如果講道德的人處處吃虧、永遠吃虧，那麼講道德就不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那麼，如何證明講道德是一個好的生存策略呢？根據現代博弈論的觀點，如果是一次性博弈，講道德的人必然被算計，道德策略不可行。但如果是多次重複博弈，一開始，人們由於相互算計，必然落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對雙方都不利的一種局面；在後續博弈過程中，人們會嘗試用其他策略來達成合作，這時候，講道德就有了優勢。
怎麼證明這一點呢？美國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爾羅德，曾經設計了一個計算機模擬遊戲，讓各種博弈策略彼此混戰上百萬個回合，看誰能勝出。遊戲結果出人意料：所有的“好人策略”，也就是更願意合作、從不首先背叛的道德策略，在得分上遙遙領先；而所有的“壞人策略”，也就是總想著透過背叛來單方面撈取好處的不道德策略，都輸得很慘。換句話說，這個遊戲證明了，在多次重複博弈中，講道德才是最優生存策略。
這樣一來，在理論層面問題似乎被完美地解決了：人們為了獲得生存優勢，就必定從衝突走向合作，也必定會講道德。於是，世界大同，人間再無紛爭。但 這顯然不是事實。如果一個理論與現實不符，那肯定不是現實錯了，而是理論出了問題。錯在哪兒呢？趙汀陽認為，這個博弈遊戲的根本漏洞在於，它的規則過於理想化，和現實世界有很大的差異。比如，所有人都是“殺不死”的，永遠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再比如，所有人的每次出招都是公開的，沒有機會“暗算”別人。這些規則其實是明顯偏袒好人策略，而削弱了壞人策略的威力。
你只要知道，政治的初始狀態問題，也就是人類是怎樣從衝突走向合作的，是政治哲學領域的一個大問題。同時，這也是一個開放問題，它沒有標準答案，而是有多種可能的解法。可以說，人類的每一種文明，都給出了自己的解法。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對政治起源問題是怎麼思考的。趙汀陽在《壞世界研究》裡給出了分析。
我們還得從《壞世界研究》這個書名開始說起。為什麼趙汀陽說這是一個“壞世界”？因為他認為人類社會面臨兩個根本性的限制條件：
第一，資源有限；第二，人性自私。只要這兩個限制條件不變，趙汀陽眼裡，人與人之間就一定會為了權力和利益而明爭暗鬥，世界就只能是壞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為一個“壞世界”，建立起一個好的制度呢？事實上，這不僅僅是趙汀陽關心的問題，也是古今中外的先賢大哲都在苦苦思索的問題。
比如中國儒家，就把希望寄託在道德上。儒家想用道德去改造人性，用道德規範去約束人性，讓人變得沒那麼自私。不過，這招好像不太管用。人性自私的力量過於強大，相比起來，道德規範蒼白無力。當道德規範和自身利益衝突時，人們只會對規範陽奉陰違，變得更加偽善。
也就是說，儒家解決不了“見利忘義”的問題。那麼，能不能乾脆讓人們見不到“利”呢？這就是老子提出的解決方案：讓生活迴歸到極其簡樸的水平，社會中根本沒啥可爭的東西，也就不爭了。老子的方案有點釜底抽薪的意思，但它的前提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水平永遠不進步，這顯然也是不可能的。
看來，道德解決不了爭鬥問題，取消利益又不可能，那就只能由政治出場來解決。政治不試圖去改造人性，而是在承認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設計一套制度來分配權力和利益。那麼，人類最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
對這個問題，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有一個著名假設。他認為，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原子化的個人，人與人之間不信任、不合作，而且相互敵視、衝突不斷。最後，人們再也受不了這種極度不安全的“自然狀態”，於是不得不尋求合作，訂立了一系列社會契約，這就是政治的開始。趙汀陽把這個觀點叫做“霍布斯假設”。
那麼，“霍布斯假設”有沒有道理呢？趙汀陽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分析框架，它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霍布斯充分考慮了人類社會可能存在的最壞情況，也就是每個人都極度自私、相互為敵的“自然狀態”。一種政治理論，必須把最壞的情況考慮進來，否則就沒有普遍的解釋力。
但同時，“霍布斯假設”也有缺點，這個假設存在一個極大的推理漏洞，就是，即使人們忍受不了無止境的衝突，也並不一定透過合作來解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一方有絕對實力，就直接消滅對手；如果誰也沒有絕對實力幹掉對手，就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相互迴避，各過各的。在自然界，像老虎、豹子、熊等大型食肉動物的同類之間，就普遍採取這種策略。所以說，從衝突並不必然走向合作。
除非，某個社會的運氣特別好，出現了一個擁有絕對實力的強者，但他竟然不尚武力，反而大力推廣合作，這樣人們才有可能認真地考慮合作問題。為什麼必須是一個強者呢？顯然，如果是一個弱者跳出來呼籲說，大家要合作不要衝突，沒人會理他。但是，出現“強者+聖人”的機率太低了，不可能作為合作的基礎。趙汀陽說，這導致“霍布斯假設”的解釋力太弱，不能自圓其說，這是它的一個致命缺陷。
那麼，有沒有辦法修正這個缺陷呢？趙汀陽的答案是有，這個思路是由中國儒家的荀子提出的。我們知道，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與他針鋒相對，認為人性本惡。在這一點上，荀子與霍布斯不謀而合。荀子認為，是每個人私心私慾的無限膨脹導致了亂世，而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去亂求治”，也就是霍布斯所說的從衝突到合作。但是，荀子假設的政治初始狀態與霍布斯有一個關鍵的不同。
荀子說，“人生不能無群”。意思是，人生來就是群居動物。作為個體的人，力量是如此弱小，和老虎豹子沒法比，根本沒辦法在自然界獨自存活。人要活下去，必須要組隊打怪，所以說，不存在霍布斯想象的完全原子化的個人。這樣一來，“霍布斯假設”的缺陷，也就是從衝突推不出合作的問題，就解決了。在荀子看來，人本來就是先有合作，然後才在合作中起了衝突。
為什麼合作會導致衝突呢？通俗點說，荀子認為，合作帶來了集體收益，但在分配收益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想多吃多佔，所以開始有了矛盾衝突。隨著衝突越來越大，合作逐漸瓦解。但是，一旦發展成了全面衝突，天下大亂，每個人作為個體又無法自保，所以，人們又不得不想辦法重新開始合作。這就是荀子認為的政治初始狀態，趙汀陽把它叫做“荀子假設”。
趙汀陽認為，“荀子假設”適合解釋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怎麼形成，而“霍布斯假設”更適合解釋國際政治的形成。在趙汀陽看來，目前世界各國之間，仍然處於霍布斯所說的各自為政的“自然狀態”，國際政治的底層遊戲規則，仍然是強者為王。如果把荀子和霍布斯的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所謂“荀子—霍布斯假設”，就可以比較完整地描述人類社會的政治初始狀態。
“荀子—霍布斯假設”指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就是，人類之所以從衝突走向合作，根本不是出於想象中的道德目的，而是因為人類意識到，合作能夠比衝突帶來更大的利益。而要合作，就必須克服自己的私心私利，也就是說必須講道德。從這個角度說，講道德必須有利於人們獲得生存優勢，否則，如果講道德的人處處吃虧、永遠吃虧，那麼講道德就不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那麼，如何證明講道德是一個好的生存策略呢？根據現代博弈論的觀點，如果是一次性博弈，講道德的人必然被算計，道德策略不可行。但如果是多次重複博弈，一開始，人們由於相互算計，必然落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對雙方都不利的一種局面；在後續博弈過程中，人們會嘗試用其他策略來達成合作，這時候，講道德就有了優勢。
怎麼證明這一點呢？美國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爾羅德，曾經設計了一個計算機模擬遊戲，讓各種博弈策略彼此混戰上百萬個回合，看誰能勝出。遊戲結果出人意料：所有的“好人策略”，也就是更願意合作、從不首先背叛的道德策略，在得分上遙遙領先；而所有的“壞人策略”，也就是總想著透過背叛來單方面撈取好處的不道德策略，都輸得很慘。換句話說，這個遊戲證明了，在多次重複博弈中，講道德才是最優生存策略。
這樣一來，在理論層面問題似乎被完美地解決了：人們為了獲得生存優勢，就必定從衝突走向合作，也必定會講道德。於是，世界大同，人間再無紛爭。但 這顯然不是事實。如果一個理論與現實不符，那肯定不是現實錯了，而是理論出了問題。錯在哪兒呢？趙汀陽認為，這個博弈遊戲的根本漏洞在於，它的規則過於理想化，和現實世界有很大的差異。比如，所有人都是“殺不死”的，永遠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再比如，所有人的每次出招都是公開的，沒有機會“暗算”別人。這些規則其實是明顯偏袒好人策略，而削弱了壞人策略的威力。
你只要知道，政治的初始狀態問題，也就是人類是怎樣從衝突走向合作的，是政治哲學領域的一個大問題。同時，這也是一個開放問題，它沒有標準答案，而是有多種可能的解法。可以說，人類的每一種文明，都給出了自己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