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矇蔽遇雙真
這回寫賈政的小老婆趙姨娘母子和賈政的大老婆王夫人一黨的矛盾。王夫人一黨有她和寶玉、鳳姐等人。鬥爭是從賈環和寶釵的丫頭鶯兒的賭博開始的。本來是賈環輸了，他卻耍賴。寶釵為了調和矛盾，有意袒護賈環而批評鶯兒。（寶釵之為人圓滑可知）寶玉則實事求是批評了賈環。賈環懷恨在心，用燭火燙傷了寶玉。為此事，王夫人、鳳姐批評了趙姨娘。因此而使矛盾激化。馬道婆受了趙姨娘的賄而出點子給寶玉、鳳姐魘魔法，使叔（寶玉）嫂（鳳姐）二人得了瘋病。
通靈玉矇蔽遇雙真，有深刻寓意。通靈寶玉本是聖潔之物，受到聲色貨利的矇蔽而失掉了作用。（再聖潔之物也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轟擊）幸而遇到兩個僧道（雙真）,反了通靈寶玉的腐敗，才使它發揮除邪的作用，從而救了寶鳳的命。
這一回是賈府矛盾鬥爭和家庭危機的第一個小高潮，這個危機是夾在寶黛婚姻之間的，以鳳姐吃茶話語始，以寶釵的吃醋佛語終。
小說中凡提到癩各尚、跛道人處，都有著隱示節發展、人物命運的預言作用。正當寶玉與黛玉的戀愛婚姻問題發展到明朗化、彷彿已被賈府眾人公認（讀此回眾人對他倆所開的玩笑便知）、幸福就在眼前的時候，突然飛來橫禍，寶玉被魘魔法鎮住，險些送命。這種“樂極生悲，好事多魔”的變故情節，在某種意義上，是為後來更大的變故情節－－賈府事敗，寶玉淪落，寶黛愛情理想突然破滅而“作引”的。因為，我們知道，後來淹留於獄神廟的，除寶玉外，還有鳳姐。而他們二人的罪名，不外乎是癩僧所說的迷於“聲色”與“貨利”。續書者曾仿此回寫寶玉失玉瘋顛、癩僧送玉除邪。但脂評指出，“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可見，在原作者的構思中，後面已不再重複此類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情節了。
作者借癩和尚之為“聲色”所迷，猶如鳳姐之為“貨利”所迷。這也是對寶玉生活中“綺櫳晝夜困鴛鴦”一面的否定。但這決不等於說作者把寶玉與鳳姐等量齊觀。鳳姐終到至利慾薰心，自食惡果；而寶玉卻在體驗現實生活的過程中，逐漸地“醒”來，衝破了所謂“迷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醒悟”並非表現為最後成了一個“改惡從善”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他與勸諫他成為正人君子的薛寶釵決裂了。可見，小說不是為了宣揚“去欲存理”。脂硯齋責備寶下“有情極之毒”、“一生偏僻”，正可證明寶玉不僅有所悔，更有所惡、有所恃。如果不透過現象分析實質，就無法解說為什麼寶玉始終不醒悟，並改變他的“偏僻”“乖張”亦即封建叛逆者的性格。不這兩首詩中，寶玉的生活思想歷程被作者蒙上了一件厚厚的風月情孽和宗教宿命的外衣，其中又滲透著作者對現實人生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情緒，這樣，就不僅把事情的本質弄得撲朔迷離，而且也給人以消極的思想影響。
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矇蔽遇雙真
這回寫賈政的小老婆趙姨娘母子和賈政的大老婆王夫人一黨的矛盾。王夫人一黨有她和寶玉、鳳姐等人。鬥爭是從賈環和寶釵的丫頭鶯兒的賭博開始的。本來是賈環輸了，他卻耍賴。寶釵為了調和矛盾，有意袒護賈環而批評鶯兒。（寶釵之為人圓滑可知）寶玉則實事求是批評了賈環。賈環懷恨在心，用燭火燙傷了寶玉。為此事，王夫人、鳳姐批評了趙姨娘。因此而使矛盾激化。馬道婆受了趙姨娘的賄而出點子給寶玉、鳳姐魘魔法，使叔（寶玉）嫂（鳳姐）二人得了瘋病。
通靈玉矇蔽遇雙真，有深刻寓意。通靈寶玉本是聖潔之物，受到聲色貨利的矇蔽而失掉了作用。（再聖潔之物也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轟擊）幸而遇到兩個僧道（雙真）,反了通靈寶玉的腐敗，才使它發揮除邪的作用，從而救了寶鳳的命。
這一回是賈府矛盾鬥爭和家庭危機的第一個小高潮，這個危機是夾在寶黛婚姻之間的，以鳳姐吃茶話語始，以寶釵的吃醋佛語終。
小說中凡提到癩各尚、跛道人處，都有著隱示節發展、人物命運的預言作用。正當寶玉與黛玉的戀愛婚姻問題發展到明朗化、彷彿已被賈府眾人公認（讀此回眾人對他倆所開的玩笑便知）、幸福就在眼前的時候，突然飛來橫禍，寶玉被魘魔法鎮住，險些送命。這種“樂極生悲，好事多魔”的變故情節，在某種意義上，是為後來更大的變故情節－－賈府事敗，寶玉淪落，寶黛愛情理想突然破滅而“作引”的。因為，我們知道，後來淹留於獄神廟的，除寶玉外，還有鳳姐。而他們二人的罪名，不外乎是癩僧所說的迷於“聲色”與“貨利”。續書者曾仿此回寫寶玉失玉瘋顛、癩僧送玉除邪。但脂評指出，“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何得再言。可見，在原作者的構思中，後面已不再重複此類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情節了。
作者借癩和尚之為“聲色”所迷，猶如鳳姐之為“貨利”所迷。這也是對寶玉生活中“綺櫳晝夜困鴛鴦”一面的否定。但這決不等於說作者把寶玉與鳳姐等量齊觀。鳳姐終到至利慾薰心，自食惡果；而寶玉卻在體驗現實生活的過程中，逐漸地“醒”來，衝破了所謂“迷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醒悟”並非表現為最後成了一個“改惡從善”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他與勸諫他成為正人君子的薛寶釵決裂了。可見，小說不是為了宣揚“去欲存理”。脂硯齋責備寶下“有情極之毒”、“一生偏僻”，正可證明寶玉不僅有所悔，更有所惡、有所恃。如果不透過現象分析實質，就無法解說為什麼寶玉始終不醒悟，並改變他的“偏僻”“乖張”亦即封建叛逆者的性格。不這兩首詩中，寶玉的生活思想歷程被作者蒙上了一件厚厚的風月情孽和宗教宿命的外衣，其中又滲透著作者對現實人生無可奈何的悲觀主義情緒，這樣，就不僅把事情的本質弄得撲朔迷離，而且也給人以消極的思想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