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登湖》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只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裡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麼。在你思考一些什麼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享利·戴維·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這位梭羅先生是與孤獨結伴的。他常常只是一個人。他認為沒有比孤獨這個伴兒更好的伴兒了。他的生平十分簡單，十分安靜。
1817年7月12日梭羅生於康科德城；就學並畢業於哈佛大學（1833—1837年）；回到家鄉，執教兩年（1838—1840年。然後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家裡（1841—1843年），當門徒，又當助手，並開始嘗試寫作。到1845年，他就單身隻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愛默生家裡；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的書。差不多同時，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消極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極為著名的、很有影響的論文。按字面意義，這也可以譯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後面我們還要講到它。然後，到了1854年，我們的這本文學名著《瓦爾登湖》出版了。本書有了一些反響，但開始的時候並不大。隨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越來越大。1859年，他支援了反對美國蓄奴制度的運動；當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約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絞刑處死時，他發表了為布朗辯護和呼籲的演講，併到教堂敲響鐘聲，舉行了悼念活動。
此後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於1862年病逝於康城，終年僅44歲。他留下了《日記》39卷，自有人給他整理，陸續出版，已出版有多種版本和多種選本問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簡單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獨而芬芳。也可以說，他的一生十分不簡單，也毫不孤獨。他的讀者將會發現，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而且是精美絕倫，世上罕見。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對自己的出生地，即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首義之城。他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於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在美洲大陸上，最早的歐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蘭”六州，正是美國文化的發祥之地。而正是在馬省的康城，點燃起來了美國精神生活的輝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風光如畫。
一下子，那裡出現了四位大作家：愛默生，霍桑，阿爾考特，和他，梭羅。1834年，愛默生定居於康城，曾到哈佛大學作了以《美國學者》為題的演講。愛默生演講，撰文，出書，宣揚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覺的卓越的人，出過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驅者身份所發出的號召，給了梭羅以深刻的影響。
在愛默生的推動之下，梭羅開始給《日晷》雜誌寄詩寫稿了。但一位要求嚴格的編輯還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羅也在康城學院裡作了一次題為《社會》的演講，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愛默生就邀請了梭羅住到他家裡去。當時愛默生大事宣揚他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辦了個先驗主義俱樂部似的。但梭羅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在一段日記中他寫著：“人們常在我耳邊叮嚀，用他們的美妙理論和解決宇宙問題的各種花言巧語，可是對我並沒有幫助。我還是回到那無邊無際，亦無島無嶼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測著、尋找著可以下錨，緊緊地抓住不放的一處底層的好。”
本來梭羅的家境比較困難，但還是給他上了大學，並唸完了大學。
然後他家裡的人認為他應該出去闖天下了。可是他卻寧可回家鄉，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教書。之後不久，只大他一歲的哥哥約翰也跑來了。兩人一起教書。哥哥教英語和數學，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學和自然史。學生們很愛戴他們倆。亨利還帶學生到河上旅行，在戶外上課、野餐，讓學生受到以大自然為課堂，以萬物為教材的生活教育。
一位朋友曾稱梭羅為“詩人和博物學家”，並非過譽。他的生活知識是豐富，而且是淵博的。當他孤獨時，整個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侶。據愛默生弟弟的回憶，梭羅的學生告訴過他：當梭羅講課時，學生們靜靜地聽著，靜得連教室裡掉下一支針也能聽得清楚。
1839年7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來到康城，並且訪問了梭羅這一家子。她到來的當天，亨利就寫了一首詩。五天後的日記中還有了這麼一句：“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惟有愛之彌甚之一法耳。”這大約就是為了艾倫的緣故寫的。不料約翰也一樣愛上了她，這就使事情複雜化了。三人經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觀看風景，進入森林探險，他們還在樹上刻下了他們的姓氏的首字。談話是幾乎沒完沒了的，但是這個幸福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年春天，哥兒倆曾造起了一條船。八月底，他們乘船沿著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兩人之間已有了一些微妙的裂紋，彼此都未言明，實際上他們已成了情敵。後來約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了。再後來，亨利也給過她一封熱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後，艾倫就嫁給了一個牧師。這段插曲在亨利心頭留下了創傷。但接著發生了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時，不小心劃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條包紮了，沒有想到兩三天後化膿了，全身疼痛不堪。趕緊就醫，已來不及，他得了牙關緊閉症，敗血病中之一種。他很快進入了彌留狀態。十天之後，約翰竟此溘然長逝了。突然的事變給了亨利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他雖然竭力保持平靜，回到家中卻不言不語。一星期後，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關緊閉症。幸而他得的並不是這種病，是得了由於心理痛苦引起來的心身病狀態。整整三個月，他都在這個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現在園子裡了，才漸漸地恢復過來。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裡》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裡去／尋找你的身影？／沿著鄰近的那條小河，／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覆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從這裡開始，亨利才恢復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著：“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歷的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麼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裡，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麼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著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Sunny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於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瓦爾登湖》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只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裡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麼。在你思考一些什麼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享利·戴維·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這位梭羅先生是與孤獨結伴的。他常常只是一個人。他認為沒有比孤獨這個伴兒更好的伴兒了。他的生平十分簡單，十分安靜。
1817年7月12日梭羅生於康科德城；就學並畢業於哈佛大學（1833—1837年）；回到家鄉，執教兩年（1838—1840年。然後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家裡（1841—1843年），當門徒，又當助手，並開始嘗試寫作。到1845年，他就單身隻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愛默生家裡；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的書。差不多同時，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消極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極為著名的、很有影響的論文。按字面意義，這也可以譯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後面我們還要講到它。然後，到了1854年，我們的這本文學名著《瓦爾登湖》出版了。本書有了一些反響，但開始的時候並不大。隨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越來越大。1859年，他支援了反對美國蓄奴制度的運動；當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約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絞刑處死時，他發表了為布朗辯護和呼籲的演講，併到教堂敲響鐘聲，舉行了悼念活動。
此後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於1862年病逝於康城，終年僅44歲。他留下了《日記》39卷，自有人給他整理，陸續出版，已出版有多種版本和多種選本問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簡單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獨而芬芳。也可以說，他的一生十分不簡單，也毫不孤獨。他的讀者將會發現，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而且是精美絕倫，世上罕見。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對自己的出生地，即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首義之城。他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於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在美洲大陸上，最早的歐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蘭”六州，正是美國文化的發祥之地。而正是在馬省的康城，點燃起來了美國精神生活的輝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風光如畫。
一下子，那裡出現了四位大作家：愛默生，霍桑，阿爾考特，和他，梭羅。1834年，愛默生定居於康城，曾到哈佛大學作了以《美國學者》為題的演講。愛默生演講，撰文，出書，宣揚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覺的卓越的人，出過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驅者身份所發出的號召，給了梭羅以深刻的影響。
在愛默生的推動之下，梭羅開始給《日晷》雜誌寄詩寫稿了。但一位要求嚴格的編輯還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羅也在康城學院裡作了一次題為《社會》的演講，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愛默生就邀請了梭羅住到他家裡去。當時愛默生大事宣揚他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辦了個先驗主義俱樂部似的。但梭羅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在一段日記中他寫著：“人們常在我耳邊叮嚀，用他們的美妙理論和解決宇宙問題的各種花言巧語，可是對我並沒有幫助。我還是回到那無邊無際，亦無島無嶼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測著、尋找著可以下錨，緊緊地抓住不放的一處底層的好。”
本來梭羅的家境比較困難，但還是給他上了大學，並唸完了大學。
然後他家裡的人認為他應該出去闖天下了。可是他卻寧可回家鄉，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教書。之後不久，只大他一歲的哥哥約翰也跑來了。兩人一起教書。哥哥教英語和數學，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學和自然史。學生們很愛戴他們倆。亨利還帶學生到河上旅行，在戶外上課、野餐，讓學生受到以大自然為課堂，以萬物為教材的生活教育。
一位朋友曾稱梭羅為“詩人和博物學家”，並非過譽。他的生活知識是豐富，而且是淵博的。當他孤獨時，整個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侶。據愛默生弟弟的回憶，梭羅的學生告訴過他：當梭羅講課時，學生們靜靜地聽著，靜得連教室裡掉下一支針也能聽得清楚。
1839年7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來到康城，並且訪問了梭羅這一家子。她到來的當天，亨利就寫了一首詩。五天後的日記中還有了這麼一句：“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惟有愛之彌甚之一法耳。”這大約就是為了艾倫的緣故寫的。不料約翰也一樣愛上了她，這就使事情複雜化了。三人經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觀看風景，進入森林探險，他們還在樹上刻下了他們的姓氏的首字。談話是幾乎沒完沒了的，但是這個幸福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年春天，哥兒倆曾造起了一條船。八月底，他們乘船沿著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兩人之間已有了一些微妙的裂紋，彼此都未言明，實際上他們已成了情敵。後來約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了。再後來，亨利也給過她一封熱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後，艾倫就嫁給了一個牧師。這段插曲在亨利心頭留下了創傷。但接著發生了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時，不小心劃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條包紮了，沒有想到兩三天後化膿了，全身疼痛不堪。趕緊就醫，已來不及，他得了牙關緊閉症，敗血病中之一種。他很快進入了彌留狀態。十天之後，約翰竟此溘然長逝了。突然的事變給了亨利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他雖然竭力保持平靜，回到家中卻不言不語。一星期後，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關緊閉症。幸而他得的並不是這種病，是得了由於心理痛苦引起來的心身病狀態。整整三個月，他都在這個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現在園子裡了，才漸漸地恢復過來。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裡》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裡去／尋找你的身影？／沿著鄰近的那條小河，／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覆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從這裡開始，亨利才恢復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著：“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歷的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麼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裡，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麼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著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Sunny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於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