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與明中期以後對待讀書人嚴、寬的不同，顯然不難發現晚期明朝政的寬大。明朝有一位著名的僧人，名喚智暕，將明初由秀才做成的官形象地成為“還債的”，而明代中期以後的官員則是“討債的”。他這種說法，就是建立在明初與明中期以後讀書人所獲得的不同待遇之上。他的看法如下：洪武年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形戮，能得善終者不過十之二三。當時是士大夫沒有負國家的，而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很多。這就是還債的。明中期以後，朝政寬大，法網疏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好受用，幹得幾許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國家無負士大夫，但士大夫負國家甚多。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當然只是佛家的話頭，但從中也可看出明代朝政有一個從嚴厲到寬大的變化過程。

朝政的寬大，無疑有利於各種觀念、行為的紛然雜出。至於社會生活和風俗的多樣性與活潑性，也大多來源於朝政的寬大，人們所受控制的減弱。蘇軾與李贄同為文人，都是以舌端、筆端觸犯當世之大忌，得禍依稀相似。不過從兩人著作的流傳中，就不難看出宋、明兩朝的時勢甚至人心已是大相徑庭。蘇軾著作自禁令下後，半入蛟宮，即使其臨池揮灑之餘，為人藏於複壁，還是很難儲存下來。直至宣和之世，才弛蘇文之禁。相比之下，在明代有“說法教主”之稱的李贄，其才與趣不及蘇軾，但識力、膽力完全超過蘇軾。當李贄被逮之後，稍稍禁錮其書，但沒過數年，其書盛傳與世，若揭日月而行。李贄死後，書坊開始假託李贄，出一些贗書。這是一個相當奇異的現象，一方面說明了明代朝政與宋代相比已是相當寬大，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了當時計程車風士氣，以及由此向民間的滲透。李贄之書在明末的風行，以及偽書大量出現於馬坊，就已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服飾是一代等級制度最突出的反映，也就是說官民服飾，俱有定製。但自明代中期以後，皇帝自己就經常賞賜給一些大臣蟒衣，而且這些蟒衣的正面全身，居然與皇帝所穿的袞龍袍沒有多少差別。毋庸諱言，歷代皇帝都在服飾制度上不斷重申禁令，禁止民間穿蟒衣，或者類似於龍紋的蟒衣，令人稱奇的是，皇帝儘管“禁之固嚴”，但又不斷賜予臣下蟒衣，完全與所下詔旨矛盾。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自明代中期以後，朝政大體處於一種比較寬鬆的環境之中。

明人姚旅曾認為，當國家強盛、太平之時，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人心宏拓，眼界闊大”，與朝政寬大相應者，則是晚明之人的寬容心態，對各種觀點及各家說兼收幷蓄的胸懷。這樣的學者，明初的宋濂應該算是一個，但在當時不成氣候。而在晚明，此類學者俯拾即是。如明末學者顧大韶，一生所秉持的就是一種文化觀，浸淫於儒、佛、道三教，卻又不被三教所拘，而是自出心裡。他曾有言：“盈天地間皆文也，多聞而擇，多見而識，而一以貫之，文遂為夫子之文矣。”

在儒家學說中，一直存在“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之爭，也就是“下學”與“上達”之爭。而在顧大韶的學說中，顯然已經兩者給以統治，儘管其學說仍是偏於儒家“智識主義”一路。他選擇了多聞與多見，肯定聞見之知，也不是一種盲從或者迷信，而是有所選擇、識別。這種包容的心態，同樣存在於一些佛教名僧中。如紫柏禪師，“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廢子史。於佛法中、不以宗壓教；於佛法中，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顧大韶對達觀之學相當推崇，稱之為“見地融朗，圓攝萬法，無罣礙，無偏覺”。

明代中期以後，民間的輿論空間事實上已呈日益擴大的趨勢，尤其是江南，如吳、越兩地，在讀書人中就存在著這樣的一種風氣，即好寫“鄙俚文”的傳統，“譏刺上下，無所不有，且極其工巧，人畏惡之”。此外，在明代的，民間一直存在著一種“異言”風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新動向。

這個問題我們先可以從時間上來進行一下“斷代工程”。

明朝自朱元璋1368年建立，到1644年崇禎皇帝煤山自縊，國祚不足三百年，明朝中期我們可以定位在公元15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這一年是明朝弘治皇帝在位。

也恰恰就是在這位弘治皇帝之後，明朝的朝政開始轉變，君權被削弱，權利的核心逐步轉移到了內閣和六部。

什麼三省六部，內閣等等政體無需多言，大明王朝各個部門還是存在的，改變的只是權利分佈的格局。

也就是在明朝中期，出現了另一個強有力的團體——言官集團。其主力軍來自監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這些成員品級低微，也沒有什麼實權，不過卻有一項最拿手的權利——說話的權利。

上到皇帝，內閣首輔，下到各級基層地方官員，言官們可以暢所欲言的彈劾，舉報，成為了明朝中後期各種政治變故中的重要力量。

皇帝退居深宮，政治決策權交給了內閣，而內閣又受到言官的監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明朝中期開始，進入了一種接近於“君主立憲制”的狀態。

簡單總結明朝的朝政，經歷的過程是這樣的：君權——臣權——宦權。

明朝中期的臣權可謂是空前膨脹，我們可以統稱其為國家的精英階層，這支精英階層對權利實施上的獨立性是前無古人的。

實際上也就是從1500年之後，正德皇帝時期，內閣已經是絕對意義上的國家決策層了，而非皇帝。

這也就導致了明朝中期，中後期大量的文官權臣出現，從夏言，嚴嵩，到徐階，高拱，張居正，完全是掌控了國家最高權利，而皇帝只是個名義上的統治者。

可以說整個明朝中後期，大明公司都是在CEO的治理下走過來的，而董事長不過就是個象徵了。

文管集團大權在握，但這個集團人員眾多，體系龐大，絕非鐵板一塊，所以也就形成了眾多的文官小團體，相互間斗的你死我活。

看看中後期這些內閣大學士，無論是上位還是被打入谷底，那都是一場場腥風血雨的鬥爭，幾位內閣大學士，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

在這個爭鬥過程中，文官集團死傷累累，但依然前赴後繼。

好就好在，掌握大權的這些人中，除了嚴嵩父子之外，其餘的還是大有作為的，尤其張居正，可以說他的存在讓大明朝又續命幾十年。

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張居正死後，隨著張居正的被徹底打倒，文官精英治國到此為止，後來的內閣大學士再也沒有強權人物出現。

一代大宦官魏忠賢橫空出世……

再到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崇禎皇帝試圖勵精圖治時，大明王朝這架破敗的機器已經離散架不遠了。

縱觀整個明朝中期，可謂是精彩紛呈，文官集團從來沒有如此風光過。

也沒有哪個朝代的文官像明朝中期的文官們那麼有戰鬥力，他們可以埋伏在宮門外，將政敵包圍活活打死。

他們也可以在朝堂上來一場全武行，拎著寬袍大袖，將政敵活活咬死，帽子飛了，鞋掉了，望著敵人的屍體，這些文官竟然還會露出一絲豪邁，“我踢了他腦袋兩腳！”

或許可以說這是權利的爭奪，這是利益集團的爭鬥，但大明王朝的文官們卻也向我們展現了讀書人的無畏，以被庭杖為榮，以入詔獄為傲。

大明王朝的讀書人精英階層，以一種近乎於變態的激情，在這架註定要破敗的機器前捶捶打打，一錘下去，不管輕重，最起碼，我錘了。

明朝中後期的政治格局問題。這個問題還是要講得詳一些。明朝中後期的政治格局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內閣權力繼續擴大，皇權被削弱，更為複雜的是“黨派林立”，東林黨、閹黨、楚黨、徽黨……一個不成形的“政黨政治”時代在明朝中後期這樣一個最不該出現的時期出現了.同時社會轉型的徵兆和表現越來越明顯,明朝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