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曹禺的處女作《雷雨》問世，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被公認為是中國現代話劇真正成熟的標誌。之後，1936年曹禺發表《日出》、1937年發表《原野》，1938年發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總動員》，與宋之的合作），1939年發表獨幕劇《正在想》，1940年發表《蛻變》，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時間，曹禺的創作水準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上看，都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譽為“四大名劇”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藝術功力所達到的境界，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超越，而彼時他僅有31歲。1942年曹禺將巴金的小說《家》改編為話劇，風格與《北京人》頗有相通處。此後，他所寫的獨幕劇《鍍金》，《橋》（未完成），以及解放後寫的《明朗的天》（1954）、《膽劍篇》（1961，與梅阡、於是之合作，曹禺執筆）和《王昭君》（1978）等劇，其藝術魅 力大不如前，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一個事實。 有許多學者認為，曹禺藝術創造力的衰退主要在於解放後受困於行政事務，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干擾，使他無法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因此，1949年成為他創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學界一般趨向於認為曹禺藝術創作進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後。事實上，自從《北京人》之後，曹禺的創作就已經開始呈現出走下坡路的跡象，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原創性作品已不復出現，人們現在依然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前期所寫的“四大名劇”。 應該說，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於他站在人類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現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種人類所共同擁有的心靈語言去講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種深廣的悲憫情懷來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點，他的悲憫情懷，讓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併產生強烈共鳴。而曹禺創作生命力的衰退，與其說是他被困於行政事務與政治運動的結果，不如說是他前期的作品在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語境中被廣泛誤讀的結果。尤其是當時過分強調切近時勢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曹禺產生了巨大影響。曹禺劇作中凡是與時勢相切合的內容受到評論界的高度讚揚，與時勢相對有距離的內容則大受攻擊 ① 。這些誤讀所形成的強有力的社會輿論最終使曹禺對自己的創作方向產生了誤解，並由此導致他的創造力偏離了自己所熟悉的軌道而進入了他人設定的軌道。也可以說，正是始於三四十年代並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佔據社會主導話語的意識形態化的文學批評，使曹禺極富原創性的創作受到了嚴格的制約而無法自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