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當你聽到或看到“女司機”這幾個字的時候，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車技不好？駕駛時反應慢，心理素質差？馬路殺手？想必這是很多人對女司機的第一反應和印象。女司機已然成為了上述負面印象的代名詞。
就像前不久發生的重慶公交墜江事件，當真相還不明朗的時候，網上有些人甚至包括有些大V紛紛撰文指責聲討女司機，認為是因為女司機的逆行才導致了這場悲劇的發生。
隨後行車記錄儀影片曝光，警方也發了通報，事故的真相是，公交車墜江跟那位女司機沒有關係，相反，女司機也是受害者，本來好好開著車，突遭飛來橫禍。
想象力和言辭含蓄從不是“網路噴子”的長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女”已經不僅僅是作為性別分辨詞，而是作為貶義的修飾詞。
但事實是，女性司機相比起男性司機造成的交通事故數量根本不值一提，現實生活中女司機更遵紀守法，不會隨意加塞超車，飲酒駕駛的情況也是少之又少，相反，男司機的衝動，自以為是，無視交通法規造成的交通事故新聞屢見不鮮。
這種因人性醜惡而產生的心理暗示，導致的“強勢群體免責”以及“基本歸因錯誤”的現象，也是女性社會地位不高或者說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高的一個反映。
01
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從何而來？
其實，“厭女症”背後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在瑪麗·比爾德的《女性與權力》中就指出：西方文化在“讓女性閉嘴”這件事上，已經有力量幾千年的經驗。
在三千年前的荷馬史詩《ODYSSEY》中開篇就有這樣一幕：一個乳臭未乾的小男孩特拉馬庫斯在眾人面前喝令自己的母親佩涅羅珀噤聲，他認為在公眾場合女性是沒有發聲的權利的，包括自己的母親。如果父親不在，那麼他就是一家之主，哪怕他當時還那麼小。
聽上去是不是很荒謬？不僅如此，還有其殘暴的一面，那就是讓女性發聲。
在西方古典世界裡，女性有機會發聲不是因為那些權利掌控者開竅了，而是因為，第一種情況：
當女性作為受害者和殉難者出現的時候，她們會被允許發出聲音，通常情況下，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
在《變形記》中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年輕的公主菲洛米拉被強暴了，作為受害者，她得到的不是同情和對方的悔悟，而是被強暴者直接切掉了舌頭，殘忍到令人髮指。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極端情境下，女性可以為她們的家園、孩子、丈夫或者其他女人的利益發言，以此公開捍衛她們自己作為一個群體的利益。
而更多時候，無論你具體持何種立場，只要是你作為一個女人，膽敢進入傳統上由男性把持的領域，必然是要遭到辱罵和攻擊的，並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在說話這個事實本身。
02
平權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儘管從表面上看，現在的女性擁有選舉權，也能站上權力的高地，比如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等，但依舊被一直無形的手掌控著。
女政治家們一貫穿著衫褲套裝而非裙子，因為這樣子可以“看上去頗像個男人”。她們會故意採用低沉的聲線講話，似乎這樣會更有權威性。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甚至這些女性走起了“雌雄同體”的路線。似乎女性化的外表會直接削弱她們的氣勢和外界對她們能力的認可和評估。
現實的確如此，就拿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總統時這件事來說，特朗普的支持者將希拉里的頭像放入頭上長滿毒蛇的美杜莎銅像中。
關於美杜莎的神話傳說的一個著名版本是這樣的：
美杜莎本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她在女神雅典娜的一座神廟裡被海神波塞冬強暴了。作為對這一褻瀆行為的懲罰，雅典娜將明明是受害者的美杜莎變成了怪物，任何直視她的臉的人都會被石化。後來，被英雄珀爾修斯殺奉命殺死了美杜莎，獻給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將美杜莎的頭顱放在了胸鎧上。
所以你看，犯罪的男人沒有罪，而作為受害者的女人卻有罪，而且最後還要因為他人的錯而丟掉自己的性命。就像珀爾修斯-特朗普高高舉起美杜莎-克林頓噴射著鮮血和腦漿的頭顱宣傳畫也被傳的鋪天蓋地，暴力且下流。
就算是現在，當一個女性被強暴了，人們第一時間不是指責和聲討施暴者，而是把責任推到被害者身上，“肯定是她穿的太暴露了”或者“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為什麼偏偏是她而不是別人？”
當一名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時，她會被貼上“女強人”的標籤，而其中代表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不顧家，太強勢，男人婆。
當一位女性過了三十還未嫁，會被“剩女”代替，要是想要在科學領域鑽研，攻讀博士，又會被嘲笑為“滅絕師太”。
女性似乎在被男性化編碼的權力架構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或者被隨意擺放，那這並不是女人錯，而是權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義。
雖然這種將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化為自己的武器並不容易，前景也頗為黯淡，但依舊值得我們去努力改變。
03
如何才能將女性重新置於權力之內？
在瑪麗·比爾德看來，這需要區分個體的視角和群體的、宏觀的視角。
從個體上，以撒切爾夫人的手袋為例，這種最為女性化的服飾配件，在她手上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展示政治魄力的動詞：人們會說“to handbag”意思大致就是“她在政治上或辯論中擊倒別人”。
以此想要表達的是，成功的內心背後所使用的策略和戰術絕非只是亦步亦趨地模仿男性，並不需要刻意穿褲裝，或者是用低沉的嗓音說話她們是有能力將那些通常被用來削弱女性權力的符號象徵轉而為自己所用的。
從群體上，在面對一些大問題上，女性常用的一些小貼士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深層文化結構將女性排除在權力之外，而想要諸多女性權益方面得到漸進式改善將會非常慢。
我們必須更多地反思權力的性質、目的，以及權衡權力的方式。
就像比爾德說的那樣：你無法將女性輕易置於一個已經被男性化編碼的架構裡，你必須改變架構本身。而改變架構本身就意味著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權力；意味著將權力的定義與公共聲望切割開來；意味著從協同運作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慮追隨者而非領袖的力量；意味著將權力當做一種屬性，甚至是一個動詞，而非某人的私有財產。
好在，曾經聲勢浩大的#Me Too 運動，發出了令人欣慰的響亮的聲音，這種聲音傳播到了地球的大多數角落，更關鍵的是，女人們所承受的騷擾侵害的根源，都確切無疑地深植於權力結構之中。
這幾年，越來越多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霸屏，尤其是前不久有售房平臺透過調研得出了一個數據：去年女性購房者的比例整體達到了46.7%，即將追平男性。
尤其是在華人對於房子有著不可替代的執念背景下，單身女性獨立享有的房產本，無時無刻透露著自尊自愛自強，獨立瀟灑果敢的風範。這也表明中國女性在物質能力層面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女性在用自己的實力和經濟能力來給自己堅實的安全感。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因為你是女孩，所以你不能做這件事。雖然通往平權的路還很遠，還很長。但是在這個優勝劣汰，強者生存的世界，只有讓自己變的更強大，才能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動權。
就像有人說的那樣：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不是整天叫囂著女權主義卻什麼也不做，相反，她們說的很少，卻很努力的過著每一天。她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獨特的生活方式，愛讀書愛工作也愛家人，她們用實際行動平權，而不是語言上的暴力。
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當你聽到或看到“女司機”這幾個字的時候，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車技不好？駕駛時反應慢，心理素質差？馬路殺手？想必這是很多人對女司機的第一反應和印象。女司機已然成為了上述負面印象的代名詞。
就像前不久發生的重慶公交墜江事件，當真相還不明朗的時候，網上有些人甚至包括有些大V紛紛撰文指責聲討女司機，認為是因為女司機的逆行才導致了這場悲劇的發生。
隨後行車記錄儀影片曝光，警方也發了通報，事故的真相是，公交車墜江跟那位女司機沒有關係，相反，女司機也是受害者，本來好好開著車，突遭飛來橫禍。
想象力和言辭含蓄從不是“網路噴子”的長項，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女”已經不僅僅是作為性別分辨詞，而是作為貶義的修飾詞。
但事實是，女性司機相比起男性司機造成的交通事故數量根本不值一提，現實生活中女司機更遵紀守法，不會隨意加塞超車，飲酒駕駛的情況也是少之又少，相反，男司機的衝動，自以為是，無視交通法規造成的交通事故新聞屢見不鮮。
這種因人性醜惡而產生的心理暗示，導致的“強勢群體免責”以及“基本歸因錯誤”的現象，也是女性社會地位不高或者說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高的一個反映。
01
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從何而來？
其實，“厭女症”背後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在瑪麗·比爾德的《女性與權力》中就指出：西方文化在“讓女性閉嘴”這件事上，已經有力量幾千年的經驗。
在三千年前的荷馬史詩《ODYSSEY》中開篇就有這樣一幕：一個乳臭未乾的小男孩特拉馬庫斯在眾人面前喝令自己的母親佩涅羅珀噤聲，他認為在公眾場合女性是沒有發聲的權利的，包括自己的母親。如果父親不在，那麼他就是一家之主，哪怕他當時還那麼小。
聽上去是不是很荒謬？不僅如此，還有其殘暴的一面，那就是讓女性發聲。
在西方古典世界裡，女性有機會發聲不是因為那些權利掌控者開竅了，而是因為，第一種情況：
當女性作為受害者和殉難者出現的時候，她們會被允許發出聲音，通常情況下，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
在《變形記》中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年輕的公主菲洛米拉被強暴了，作為受害者，她得到的不是同情和對方的悔悟，而是被強暴者直接切掉了舌頭，殘忍到令人髮指。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極端情境下，女性可以為她們的家園、孩子、丈夫或者其他女人的利益發言，以此公開捍衛她們自己作為一個群體的利益。
而更多時候，無論你具體持何種立場，只要是你作為一個女人，膽敢進入傳統上由男性把持的領域，必然是要遭到辱罵和攻擊的，並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在說話這個事實本身。
02
平權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儘管從表面上看，現在的女性擁有選舉權，也能站上權力的高地，比如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等，但依舊被一直無形的手掌控著。
女政治家們一貫穿著衫褲套裝而非裙子，因為這樣子可以“看上去頗像個男人”。她們會故意採用低沉的聲線講話，似乎這樣會更有權威性。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甚至這些女性走起了“雌雄同體”的路線。似乎女性化的外表會直接削弱她們的氣勢和外界對她們能力的認可和評估。
現實的確如此，就拿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總統時這件事來說，特朗普的支持者將希拉里的頭像放入頭上長滿毒蛇的美杜莎銅像中。
關於美杜莎的神話傳說的一個著名版本是這樣的：
美杜莎本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她在女神雅典娜的一座神廟裡被海神波塞冬強暴了。作為對這一褻瀆行為的懲罰，雅典娜將明明是受害者的美杜莎變成了怪物，任何直視她的臉的人都會被石化。後來，被英雄珀爾修斯殺奉命殺死了美杜莎，獻給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將美杜莎的頭顱放在了胸鎧上。
所以你看，犯罪的男人沒有罪，而作為受害者的女人卻有罪，而且最後還要因為他人的錯而丟掉自己的性命。就像珀爾修斯-特朗普高高舉起美杜莎-克林頓噴射著鮮血和腦漿的頭顱宣傳畫也被傳的鋪天蓋地，暴力且下流。
就算是現在，當一個女性被強暴了，人們第一時間不是指責和聲討施暴者，而是把責任推到被害者身上，“肯定是她穿的太暴露了”或者“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為什麼偏偏是她而不是別人？”
當一名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時，她會被貼上“女強人”的標籤，而其中代表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不顧家，太強勢，男人婆。
當一位女性過了三十還未嫁，會被“剩女”代替，要是想要在科學領域鑽研，攻讀博士，又會被嘲笑為“滅絕師太”。
女性似乎在被男性化編碼的權力架構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或者被隨意擺放，那這並不是女人錯，而是權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義。
雖然這種將文化中的不利因素化為自己的武器並不容易，前景也頗為黯淡，但依舊值得我們去努力改變。
03
如何才能將女性重新置於權力之內？
在瑪麗·比爾德看來，這需要區分個體的視角和群體的、宏觀的視角。
從個體上，以撒切爾夫人的手袋為例，這種最為女性化的服飾配件，在她手上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展示政治魄力的動詞：人們會說“to handbag”意思大致就是“她在政治上或辯論中擊倒別人”。
以此想要表達的是，成功的內心背後所使用的策略和戰術絕非只是亦步亦趨地模仿男性，並不需要刻意穿褲裝，或者是用低沉的嗓音說話她們是有能力將那些通常被用來削弱女性權力的符號象徵轉而為自己所用的。
從群體上，在面對一些大問題上，女性常用的一些小貼士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深層文化結構將女性排除在權力之外，而想要諸多女性權益方面得到漸進式改善將會非常慢。
我們必須更多地反思權力的性質、目的，以及權衡權力的方式。
就像比爾德說的那樣：你無法將女性輕易置於一個已經被男性化編碼的架構裡，你必須改變架構本身。而改變架構本身就意味著以全然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權力；意味著將權力的定義與公共聲望切割開來；意味著從協同運作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慮追隨者而非領袖的力量；意味著將權力當做一種屬性，甚至是一個動詞，而非某人的私有財產。
好在，曾經聲勢浩大的#Me Too 運動，發出了令人欣慰的響亮的聲音，這種聲音傳播到了地球的大多數角落，更關鍵的是，女人們所承受的騷擾侵害的根源，都確切無疑地深植於權力結構之中。
這幾年，越來越多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霸屏，尤其是前不久有售房平臺透過調研得出了一個數據：去年女性購房者的比例整體達到了46.7%，即將追平男性。
尤其是在華人對於房子有著不可替代的執念背景下，單身女性獨立享有的房產本，無時無刻透露著自尊自愛自強，獨立瀟灑果敢的風範。這也表明中國女性在物質能力層面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女性在用自己的實力和經濟能力來給自己堅實的安全感。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因為你是女孩，所以你不能做這件事。雖然通往平權的路還很遠，還很長。但是在這個優勝劣汰，強者生存的世界，只有讓自己變的更強大，才能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動權。
就像有人說的那樣：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不是整天叫囂著女權主義卻什麼也不做，相反，她們說的很少，卻很努力的過著每一天。她們有獨立的思考能力，獨特的生活方式，愛讀書愛工作也愛家人，她們用實際行動平權，而不是語言上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