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統治者為了穩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制度設計延續了五代以來防弊的慣性並達到曲盡其詳、無微不至的程度。特別是宋太宗對外進取迭遭挫折之後，注意力全面轉向了內部。他經常對臣僚們宣講：“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於此。”正是在這種“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階層瀰漫著因循保守的氣息，官員們甚至把“不生事”作為處世當官的準則。 反映在思想學術上，基本未脫漢唐窠臼。宋初佔據統治地位的官方儒學仍是以章句訓詁為主要特點的註疏之學。《五經正義》之類仍是官方法定的經學教材，講學取士，一本於此，“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真宗景德年間，有個叫賈邊的人試進士，因在《當仁不讓於師》的考題裡解“師”為“眾”，與註疏異說，便遭退黜。由於朝廷取士因襲唐制，“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以至士風偷薄，“聖學”不明。 但當時也有一項意義深遠的舉措，就是崇文抑武、作養士氣的政策始終得到強調，併成為兩宋時期的基本國策。《宋史·文苑傳》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這段文字，說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來及其深遠影響。後人也常盛讚宋朝文治超越漢、唐，並對“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給予很高的評價。 到了北宋中葉，這項政策終於開花結果，引起了政壇的變革和思想學術領域的一場革命。 宋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人才濟濟，文官群體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現了後人津津樂道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曾鞏等等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構成了一道閃亮的風景線。 范仲淹雖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進士，但其人生事業的主要經歷也在仁宗時期，是北宋政壇和思想界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毛澤東在《講堂錄》裡曾盛讚道：“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宋興稍一振，然猶未也。逮範文正出，砥礪廉節，民黎始守綱常而戒於不軌。……天下風俗，比駸駸隆東漢焉。” 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以捍衛儒家政治道德和倫理規範為最高原則。其中的優秀分子不但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為振興儒家學說、光大聖人之道的中流砥柱。如南宋學者和詩人楊萬里所說：“仁祖之世，天下爭相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 歷史上通常將始於這一時期的儒學復興稱為“新儒學”，也叫“宋學”。從經學的角度而言，稱新儒學為“宋學”更為確切。它是作為對漢唐註疏之學的否定而產生的。 漢唐註疏之學是以章句訓詁、名物考據為釋經之具，以家學授受為傳經之法。其末流至於棄經從傳，支離繁瑣，拘守師說，專主記誦而了無發明，致使儒學的生命力日益衰竭。 與漢唐註疏之學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學具有幾個主要特點：第一，不專守先儒舊注，強調追本溯源，注重闡發本經意旨，具有較強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於章句訓詁、名物考據的治經方法，強調義理之學，以發揮聖人的“微言大義”為己任，較之漢學更具有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學不僅限於治經，更須重視修身，提倡正心誠意，透過自身的切實體悟、涵泳默會和篤實踐履，以臻於聖賢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講學和師友之間的切磋琢磨，以恢復師儒之道為光大聖學門戶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寬學術視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統地位的同時，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華，藉以促進傳統儒學變化氣質、脫胎換骨。 這一時期的新儒學以“義理之學”為主要特徵。與之相隨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確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識的覺醒。儒者的使命，不僅限於關門治學，更在於明體達用、通經致用，以聖人之學為指導，服務於國家、社會。 振興儒學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後期。韓愈痛感於儒學的衰弱，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張重振儒家道統，恢復其原有的至高無上的正統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韓愈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學說中揉進了不少佛學的成果，借鑑了佛教發展的經驗，其“道統說”即是受到佛教定祖立統的啟發而提出的。除韓愈以外，李翱、柳宗元等人也在致力尋求調和儒、釋二家的途徑，注意汲取佛教哲學的思辨成果來改造儒家學說。只是韓、柳諸人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 在宋代新儒學的開創過程中，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被稱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和石介。 胡瑗字翼之，世稱“安定先生”。北宋傑出的學者、教育家。他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舉下，先後主持蘇、湖州學，致力於學術和教育活動。針對當時科舉考試中嚴重脫離實際的弊端，他率先倡導“明體達用”之學。“體”是儒家歷來所強調的宗法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規範，“用”是能“潤澤斯民”、經世致用的實際本領。他在學校中創立經義、治事二齋，根據學生的志趣與特點，分別講授六經意旨和實用的專門技能，二十餘年，成效卓著，弟子達數千人。他開創了“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被尊為一代宗師。 與胡瑗同時，孫復也在泰山大倡講學之風。孫氏治《春秋》，不惑傳注，專以己意斷說經旨，開創了宋人治經不泥章句訓詁、專重義理闡發的風尚。石介是孫復門下第一高足，曾以《易》教授於鄉，世稱“徂徠先生”。與孫、胡二人相比，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如胡瑗，在經學方面的成就不如孫復，但他始終致力於排斥異端雜學，在為新儒學鳴鑼開道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歐陽修不但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對宋代經學新風尚的形成也發揮了重要影響。南宋學者魏了翁曾言：“歐、蘇（蘇軾）以前，未曾有人罵古注。”可見他在對先儒傳注抱持的態度方面，實開宋人風氣之先。 以他對《周易》的研究為例，他是宋儒中最早對《易傳》提出質疑的人物。他認為：“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歐陽修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同時，歐陽修並沒有因為《易傳》諸篇非出自聖人之手就對其價值全盤否定。現在我們都知道，《易》學的發展史，是《易經》的形式（卦爻象數系統）和內容（卦名爻辭的義蘊）趨於分離的歷史，也是卦爻辭的初始意義與說《易》方法逐漸分離的歷史。簡言之，就是《易經》由卜筮之書走向哲理化的歷史。歐陽修敏感地認識到《易經》解釋系統不斷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過程，認為《易傳》諸篇的陸續問世，既是這一過程的反映，也是《易》學的義理價值得以確立的依據，從而為當時和後來的宋儒們重構儒學宇宙觀和天人體系開闢了新的路徑。 宋朝是繼唐末五代的亂世建立的王朝，為了總結歷史經驗，避免悲劇重演，同時也為了在強鄰環伺的處境中凸顯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宋人對修史工作和以“尊王攘夷”為主旨的儒家經典《春秋》給予了極端的重視。前者以歐陽修親自撰修《新五代史》、司馬光主持修纂《資治通鑑》為代表，後者以孫復、劉敞為開端。孫復專以己意斷說《春秋》，其弊失之穿鑿。劉敞能對各家傳注的優劣抱持客觀態度，進退諸說，依經立意，所以訓釋遠過於孫復。同時，劉敞博通其他儒家經典，《禮》學造詣尤為精深，所著《七經小傳》受到廣泛推崇，對後來的學者影響很大。
宋初統治者為了穩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取現實主義的態度，制度設計延續了五代以來防弊的慣性並達到曲盡其詳、無微不至的程度。特別是宋太宗對外進取迭遭挫折之後，注意力全面轉向了內部。他經常對臣僚們宣講：“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於此。”正是在這種“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階層瀰漫著因循保守的氣息，官員們甚至把“不生事”作為處世當官的準則。 反映在思想學術上，基本未脫漢唐窠臼。宋初佔據統治地位的官方儒學仍是以章句訓詁為主要特點的註疏之學。《五經正義》之類仍是官方法定的經學教材，講學取士，一本於此，“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真宗景德年間，有個叫賈邊的人試進士，因在《當仁不讓於師》的考題裡解“師”為“眾”，與註疏異說，便遭退黜。由於朝廷取士因襲唐制，“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以至士風偷薄，“聖學”不明。 但當時也有一項意義深遠的舉措，就是崇文抑武、作養士氣的政策始終得到強調，併成為兩宋時期的基本國策。《宋史·文苑傳》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這段文字，說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來及其深遠影響。後人也常盛讚宋朝文治超越漢、唐，並對“尚文”政策的奠基者宋太祖、宋太宗給予很高的評價。 到了北宋中葉，這項政策終於開花結果，引起了政壇的變革和思想學術領域的一場革命。 宋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人才濟濟，文官群體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現了後人津津樂道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仁宗朝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曾鞏等等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構成了一道閃亮的風景線。 范仲淹雖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進士，但其人生事業的主要經歷也在仁宗時期，是北宋政壇和思想界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毛澤東在《講堂錄》裡曾盛讚道：“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宋興稍一振，然猶未也。逮範文正出，砥礪廉節，民黎始守綱常而戒於不軌。……天下風俗，比駸駸隆東漢焉。” 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以捍衛儒家政治道德和倫理規範為最高原則。其中的優秀分子不但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為振興儒家學說、光大聖人之道的中流砥柱。如南宋學者和詩人楊萬里所說：“仁祖之世，天下爭相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 歷史上通常將始於這一時期的儒學復興稱為“新儒學”，也叫“宋學”。從經學的角度而言，稱新儒學為“宋學”更為確切。它是作為對漢唐註疏之學的否定而產生的。 漢唐註疏之學是以章句訓詁、名物考據為釋經之具，以家學授受為傳經之法。其末流至於棄經從傳，支離繁瑣，拘守師說，專主記誦而了無發明，致使儒學的生命力日益衰竭。 與漢唐註疏之學相比，北宋中期的新儒學具有幾個主要特點：第一，不專守先儒舊注，強調追本溯源，注重闡發本經意旨，具有較強的疑古色彩；第二，不拘泥於章句訓詁、名物考據的治經方法，強調義理之學，以發揮聖人的“微言大義”為己任，較之漢學更具有思辨色彩；第三，儒者治學不僅限於治經，更須重視修身，提倡正心誠意，透過自身的切實體悟、涵泳默會和篤實踐履，以臻於聖賢之域；第四，提倡自由講學和師友之間的切磋琢磨，以恢復師儒之道為光大聖學門戶的必要前提；第五，拓寬學術視野，在排斥佛、老，突出儒家正統地位的同時，也注重吸收各家的思想精華，藉以促進傳統儒學變化氣質、脫胎換骨。 這一時期的新儒學以“義理之學”為主要特徵。與之相隨的是士大夫政治的確立和士大夫自我意識的覺醒。儒者的使命，不僅限於關門治學，更在於明體達用、通經致用，以聖人之學為指導，服務於國家、社會。 振興儒學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後期。韓愈痛感於儒學的衰弱，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張重振儒家道統，恢復其原有的至高無上的正統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韓愈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學說中揉進了不少佛學的成果，借鑑了佛教發展的經驗，其“道統說”即是受到佛教定祖立統的啟發而提出的。除韓愈以外，李翱、柳宗元等人也在致力尋求調和儒、釋二家的途徑，注意汲取佛教哲學的思辨成果來改造儒家學說。只是韓、柳諸人的思想，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 在宋代新儒學的開創過程中，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被稱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和石介。 胡瑗字翼之，世稱“安定先生”。北宋傑出的學者、教育家。他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舉下，先後主持蘇、湖州學，致力於學術和教育活動。針對當時科舉考試中嚴重脫離實際的弊端，他率先倡導“明體達用”之學。“體”是儒家歷來所強調的宗法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規範，“用”是能“潤澤斯民”、經世致用的實際本領。他在學校中創立經義、治事二齋，根據學生的志趣與特點，分別講授六經意旨和實用的專門技能，二十餘年，成效卓著，弟子達數千人。他開創了“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被尊為一代宗師。 與胡瑗同時，孫復也在泰山大倡講學之風。孫氏治《春秋》，不惑傳注，專以己意斷說經旨，開創了宋人治經不泥章句訓詁、專重義理闡發的風尚。石介是孫復門下第一高足，曾以《易》教授於鄉，世稱“徂徠先生”。與孫、胡二人相比，他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不如胡瑗，在經學方面的成就不如孫復，但他始終致力於排斥異端雜學，在為新儒學鳴鑼開道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歐陽修不但是古文運動的領袖，對宋代經學新風尚的形成也發揮了重要影響。南宋學者魏了翁曾言：“歐、蘇（蘇軾）以前，未曾有人罵古注。”可見他在對先儒傳注抱持的態度方面，實開宋人風氣之先。 以他對《周易》的研究為例，他是宋儒中最早對《易傳》提出質疑的人物。他認為：“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歐陽修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同時，歐陽修並沒有因為《易傳》諸篇非出自聖人之手就對其價值全盤否定。現在我們都知道，《易》學的發展史，是《易經》的形式（卦爻象數系統）和內容（卦名爻辭的義蘊）趨於分離的歷史，也是卦爻辭的初始意義與說《易》方法逐漸分離的歷史。簡言之，就是《易經》由卜筮之書走向哲理化的歷史。歐陽修敏感地認識到《易經》解釋系統不斷走向抽象化、哲理化的過程，認為《易傳》諸篇的陸續問世，既是這一過程的反映，也是《易》學的義理價值得以確立的依據，從而為當時和後來的宋儒們重構儒學宇宙觀和天人體系開闢了新的路徑。 宋朝是繼唐末五代的亂世建立的王朝，為了總結歷史經驗，避免悲劇重演，同時也為了在強鄰環伺的處境中凸顯中原王朝的正統地位，宋人對修史工作和以“尊王攘夷”為主旨的儒家經典《春秋》給予了極端的重視。前者以歐陽修親自撰修《新五代史》、司馬光主持修纂《資治通鑑》為代表，後者以孫復、劉敞為開端。孫復專以己意斷說《春秋》，其弊失之穿鑿。劉敞能對各家傳注的優劣抱持客觀態度，進退諸說，依經立意，所以訓釋遠過於孫復。同時，劉敞博通其他儒家經典，《禮》學造詣尤為精深，所著《七經小傳》受到廣泛推崇，對後來的學者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