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常都感到馮小剛的誠惶誠恐與自相矛盾。就像他經常語出驚人，但又常常很快認慫，內裡其實異常謹小慎微，膽怯又不安。
《芳華》如是。
相比王朔坦然揭露自己青春的狼狽，姜文在《Sunny燦爛的日子》中用vo點明回憶總有自我欺騙與自我美化的嫌疑，馮小剛的膽怯，是在於不太願意承認過往的不堪，希望用感性、曖昧來消解一切，留下“歲月靜好”的樣子。
《芳華》說是要懷緬青春，但馮小剛真正要懷緬的只是那些青春靚麗的女性，這是他當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所以這部電影中的女性幾乎沒有什麼壞人，但凡有一些遭人詬病的行為，比如林丁丁對劉峰的傷害，便馬上以穗子這個第三者角度的旁白補充道：“後來，我終於理解（明白）了……”。一切行為都被理解、原諒了，剩下的只有泳池和舞蹈室中搖曳生姿的曼妙身影，風華正茂自不待言。
馮小剛擅於隱藏這種人性的“狼狽”，一如隱匿自己的不堪，就像那個塞了海綿的胸罩，雖然原著中說明了胸罩屬於何小萍，但在戲中這段卻被曖昧處理了。馮小剛坦言是因為怕令何小萍這個角色顯得“負面”，遭到傷害，但其實何小萍在胸罩裡塞了海綿，才顯現出了她在整個大環境中的自卑和不安，這遠比三番四次嘲笑她的體味要有力得多。但馮小剛害怕將這種“狼狽”公之於眾，反而何小萍偷了軍裝去拍照他就大書特書，因為事件的背後有何小萍與父親的感情線——只要感性上取得共鳴，便令他不再害怕行為本身的“問題”，這是馮小剛電影裡一直以來的邏輯，所以他向來熱衷用煽情的通俗技巧來營造共鳴，而從不是揭露人性。在感性上獲得認同，是他致勝的武器，也是令他感受到安全的砝碼。
戲中的男性角色們其實也一樣。穗子愛慕的陳燦接受了穗子的金項鍊做金牙，最後卻還是選擇了門當戶對的郝淑雯，這個可能是“渣男”的紅二代角色在電影中被處理得相當模糊和麵目不清，幾乎沒有什麼深入討論的空間，剩下的只是他爬上坦克舉起小號吹響的優美身姿；原著中寫劉峰的手摸到了林丁丁的胸罩釦子，林丁丁大喊了“救命”，但在馮小剛的電影中，這段也被隱匿改寫了，劉峰這種人性化的舉動在馮看來是又一種“不堪”，劉峰在電影中是遭人誣陷的老好人，他太好太善良了，一切都只是打落門牙和血吞，導演冀希望令觀眾對其產生同情，這是另一種馮氏通俗劇的情感認同。所以到最後，劉峰的一切悲劇似乎只是時代的無奈，其只能選擇默默接受，一切都雲淡風輕。
我並不懷疑馮小剛緬懷青春的真切，甚至乎他這種對於青春的過分美化我也覺得無可厚非，因為他一直是一個通俗劇導演（雖然他覺得自己是在拍一部個人作品或藝術電影），從未是一個銳利的批評家、觀察者或作者，他習慣於逃避複雜或負面的人性，他崇尚的是“賣慘”“溫情”式的商業邏輯，許是他長期以來的創作習慣和性格使然，就像到了結尾處他一如既往地開始了過猶不及的渲染悲情和大段大段配樂襯底的用力煽情，雖然我十分抗拒這種《唐山大地震》式的催淚方式，但這無疑是是馮在處理電影高潮時最相信的金科玉律。
但在《芳華》之中，這種方式卻發生了某種尷尬（一如《我不是潘金蓮》），矛盾之處在於這兩部電影無法逃避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在《芳華》之中人物有著無法逃避的政治屬性（文工團），人物的命運幾乎都被時代（政治事件）牽連，而他在美化人物和其背景之餘，在處理真正的時代議題時卻戰戰兢兢，想躲避一切這方面可能深入的討論，排除立場，只希望將一切訴諸於情感。電影中有意思的一場戲是劉峰在海口遭到警方刁難，乍一看似乎馮不再逃避和隱匿，具備了某種現實主義的批判性。但戲中其實聰明地安排了紅二代郝淑雯為劉峰出氣，怒罵了一句“草泥馬”，就像《我不是潘金蓮》中塑造了幾位高山仰止的清官，意在證明一切都是下面的官僚執行不力，依然是絕對的政治正確。這正是馮每次觸碰現實議題，總難免遭受批評的原因，因為他看起來那樣曖昧不明，立場混亂，讓人覺得騎牆。但其實馮一直無意探討現實，《我不是潘金蓮》的故事與劉峰在警隊遭受的不公一樣，在馮的思維中都不過是一種“買慘”式製造戲劇衝突和引發共情的戲劇邏輯，僅此而已。
所以我可以想象馮一再遭遇到審查上困境的尷尬和不安之處，畢竟他已經如此小心翼翼，幾近溫吞。這當然與他希望向觀眾和評論人證明他不止是一個商業片導演的野心不無關係，他想觸碰現實議題，一如他頻繁放炮一樣，是想證明自己的勇氣，但他表面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老炮兒，內裡卻是一個誠惶誠恐、極度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這是他的矛盾之處，也是作為導演始終無法修正的問題。
這也導致了《芳華》在人物塑造上的單薄，躲避對時代的真正討論，使得這些人物始終缺乏立體和深度，而只是耽溺於某種美化後的情感之中，不無虛假濫情的嫌疑。尤其是作為時代受害者的劉峰和何小萍，在電影中也只是限於在簡單的唏噓中詠歎，平淡過完一生，將他們的命運就此一筆帶過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芳華》在敘事上的視點混亂，以穗子的第三角度出發，卻完全沒有塑造好穗子與主角（劉峰及何小萍）在情感上的關係與連結，各自發展，只靠旁白來填補。穗子看起來像是完全不關心劉峰和何小萍的局外人，由她出發去講這個故事也就失去了意義。就像何小萍交待穗子要告訴林丁丁，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她，但一切跟著就沒有了下文。在穗子的世界裡，其實只關心陳燦與郝淑雯他們三人的三角情感關係。
說起來這一切不就正像馮小剛的視角麼，他拍這部戲其實也只是在乎通俗角度的情感共鳴，並非真正要去關心像劉峰和何小萍這樣的悲劇人物或時代議題，在那場很多人為之一哭的文工團解散晚宴上，在駝鈴歌的反覆詠歎中，是沒有劉峰和何小萍兩人的，他們就像從不屬於文工團一般，在這部文工團的情懷詩中，看似是主角，其實不過是被邊緣化、負責“賣慘”的角色罷了。
我不否認《芳華》是近幾年馮小剛相對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但他的侷限其實依然如故。在一片讚譽聲中，也許他愈加意氣風發，愈加自信，覺得可以再拍若干部勇敢的“個人作品”，但予我而言，他始終無法完全誠實的面對自己，始終戰戰兢兢，他的“勇敢”也不過是再拍一部通俗劇讓大家哭一場罷了。
補充一點：許多人都覺得馮躲避對時代的討論、曖昧是源於審查，那我們在這部戲中究竟應該如何去看待劉峰和何小萍的悲劇呢？如果時代和國家都沒有錯（不能說不讓說），錯的只是小團體（文工團），但馮又將文工團裡的所有人原諒、理解、美化，那劉峰和何小萍的“慘”就單純是“慘”，是《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天災，那我們在電影中因對二人“慘狀”的渲染而滋生的同情、悲切，我們到底是在同情些什麼呢？我們的同情是否有些偽善？是否是逃避了真實，只是被單純的通俗劇技巧煽動的自我感動呢？我不願意說得太過露骨，如果無法觸及時代的真實探討，至少應該讓“人物”是真誠而非矯飾的（即便是他們的痛苦）。文工團裡的人傷害漠視劉峰和何小萍，但文工團解散時大家痛哭，電影意在煽情，有觀眾在文工團的離別宴席中感動，那我們又在感動些什麼呢？雖然馮小剛在電影中美化原諒了這些人，但在故事中這些人不正是兩個悲劇人物的施暴者，或像穗子一般，是對他們的痛苦無動於衷的看客嗎？受傷害的人被忽略就算了，還要自我感動，我想問：有什麼值得感動呢？是否有些虛情假意呢？所以我並不覺得這些電影的缺陷和審查有什麼關係，因為馮小剛無意要拍時代、也無意要關心真正的悲劇人物，他只是需要營造一種情緒、共鳴，來製造通俗的、普羅大眾的情緒宣洩，這是他的電影一以貫之的目的，只是他想美化記錄的青春正好觸碰到了一些時代背景而已，覺得他有什麼言外之意，或是表達在審查中遭受了多少委屈，對我而言都是大家對他的誤會。
時常都感到馮小剛的誠惶誠恐與自相矛盾。就像他經常語出驚人，但又常常很快認慫，內裡其實異常謹小慎微，膽怯又不安。
《芳華》如是。
相比王朔坦然揭露自己青春的狼狽，姜文在《Sunny燦爛的日子》中用vo點明回憶總有自我欺騙與自我美化的嫌疑，馮小剛的膽怯，是在於不太願意承認過往的不堪，希望用感性、曖昧來消解一切，留下“歲月靜好”的樣子。
《芳華》說是要懷緬青春，但馮小剛真正要懷緬的只是那些青春靚麗的女性，這是他當年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所以這部電影中的女性幾乎沒有什麼壞人，但凡有一些遭人詬病的行為，比如林丁丁對劉峰的傷害，便馬上以穗子這個第三者角度的旁白補充道：“後來，我終於理解（明白）了……”。一切行為都被理解、原諒了，剩下的只有泳池和舞蹈室中搖曳生姿的曼妙身影，風華正茂自不待言。
馮小剛擅於隱藏這種人性的“狼狽”，一如隱匿自己的不堪，就像那個塞了海綿的胸罩，雖然原著中說明了胸罩屬於何小萍，但在戲中這段卻被曖昧處理了。馮小剛坦言是因為怕令何小萍這個角色顯得“負面”，遭到傷害，但其實何小萍在胸罩裡塞了海綿，才顯現出了她在整個大環境中的自卑和不安，這遠比三番四次嘲笑她的體味要有力得多。但馮小剛害怕將這種“狼狽”公之於眾，反而何小萍偷了軍裝去拍照他就大書特書，因為事件的背後有何小萍與父親的感情線——只要感性上取得共鳴，便令他不再害怕行為本身的“問題”，這是馮小剛電影裡一直以來的邏輯，所以他向來熱衷用煽情的通俗技巧來營造共鳴，而從不是揭露人性。在感性上獲得認同，是他致勝的武器，也是令他感受到安全的砝碼。
戲中的男性角色們其實也一樣。穗子愛慕的陳燦接受了穗子的金項鍊做金牙，最後卻還是選擇了門當戶對的郝淑雯，這個可能是“渣男”的紅二代角色在電影中被處理得相當模糊和麵目不清，幾乎沒有什麼深入討論的空間，剩下的只是他爬上坦克舉起小號吹響的優美身姿；原著中寫劉峰的手摸到了林丁丁的胸罩釦子，林丁丁大喊了“救命”，但在馮小剛的電影中，這段也被隱匿改寫了，劉峰這種人性化的舉動在馮看來是又一種“不堪”，劉峰在電影中是遭人誣陷的老好人，他太好太善良了，一切都只是打落門牙和血吞，導演冀希望令觀眾對其產生同情，這是另一種馮氏通俗劇的情感認同。所以到最後，劉峰的一切悲劇似乎只是時代的無奈，其只能選擇默默接受，一切都雲淡風輕。
我並不懷疑馮小剛緬懷青春的真切，甚至乎他這種對於青春的過分美化我也覺得無可厚非，因為他一直是一個通俗劇導演（雖然他覺得自己是在拍一部個人作品或藝術電影），從未是一個銳利的批評家、觀察者或作者，他習慣於逃避複雜或負面的人性，他崇尚的是“賣慘”“溫情”式的商業邏輯，許是他長期以來的創作習慣和性格使然，就像到了結尾處他一如既往地開始了過猶不及的渲染悲情和大段大段配樂襯底的用力煽情，雖然我十分抗拒這種《唐山大地震》式的催淚方式，但這無疑是是馮在處理電影高潮時最相信的金科玉律。
但在《芳華》之中，這種方式卻發生了某種尷尬（一如《我不是潘金蓮》），矛盾之處在於這兩部電影無法逃避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在《芳華》之中人物有著無法逃避的政治屬性（文工團），人物的命運幾乎都被時代（政治事件）牽連，而他在美化人物和其背景之餘，在處理真正的時代議題時卻戰戰兢兢，想躲避一切這方面可能深入的討論，排除立場，只希望將一切訴諸於情感。電影中有意思的一場戲是劉峰在海口遭到警方刁難，乍一看似乎馮不再逃避和隱匿，具備了某種現實主義的批判性。但戲中其實聰明地安排了紅二代郝淑雯為劉峰出氣，怒罵了一句“草泥馬”，就像《我不是潘金蓮》中塑造了幾位高山仰止的清官，意在證明一切都是下面的官僚執行不力，依然是絕對的政治正確。這正是馮每次觸碰現實議題，總難免遭受批評的原因，因為他看起來那樣曖昧不明，立場混亂，讓人覺得騎牆。但其實馮一直無意探討現實，《我不是潘金蓮》的故事與劉峰在警隊遭受的不公一樣，在馮的思維中都不過是一種“買慘”式製造戲劇衝突和引發共情的戲劇邏輯，僅此而已。
所以我可以想象馮一再遭遇到審查上困境的尷尬和不安之處，畢竟他已經如此小心翼翼，幾近溫吞。這當然與他希望向觀眾和評論人證明他不止是一個商業片導演的野心不無關係，他想觸碰現實議題，一如他頻繁放炮一樣，是想證明自己的勇氣，但他表面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老炮兒，內裡卻是一個誠惶誠恐、極度缺乏信心和安全感的人，這是他的矛盾之處，也是作為導演始終無法修正的問題。
這也導致了《芳華》在人物塑造上的單薄，躲避對時代的真正討論，使得這些人物始終缺乏立體和深度，而只是耽溺於某種美化後的情感之中，不無虛假濫情的嫌疑。尤其是作為時代受害者的劉峰和何小萍，在電影中也只是限於在簡單的唏噓中詠歎，平淡過完一生，將他們的命運就此一筆帶過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芳華》在敘事上的視點混亂，以穗子的第三角度出發，卻完全沒有塑造好穗子與主角（劉峰及何小萍）在情感上的關係與連結，各自發展，只靠旁白來填補。穗子看起來像是完全不關心劉峰和何小萍的局外人，由她出發去講這個故事也就失去了意義。就像何小萍交待穗子要告訴林丁丁，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她，但一切跟著就沒有了下文。在穗子的世界裡，其實只關心陳燦與郝淑雯他們三人的三角情感關係。
說起來這一切不就正像馮小剛的視角麼，他拍這部戲其實也只是在乎通俗角度的情感共鳴，並非真正要去關心像劉峰和何小萍這樣的悲劇人物或時代議題，在那場很多人為之一哭的文工團解散晚宴上，在駝鈴歌的反覆詠歎中，是沒有劉峰和何小萍兩人的，他們就像從不屬於文工團一般，在這部文工團的情懷詩中，看似是主角，其實不過是被邊緣化、負責“賣慘”的角色罷了。
我不否認《芳華》是近幾年馮小剛相對最出色的一部作品，但他的侷限其實依然如故。在一片讚譽聲中，也許他愈加意氣風發，愈加自信，覺得可以再拍若干部勇敢的“個人作品”，但予我而言，他始終無法完全誠實的面對自己，始終戰戰兢兢，他的“勇敢”也不過是再拍一部通俗劇讓大家哭一場罷了。
補充一點：許多人都覺得馮躲避對時代的討論、曖昧是源於審查，那我們在這部戲中究竟應該如何去看待劉峰和何小萍的悲劇呢？如果時代和國家都沒有錯（不能說不讓說），錯的只是小團體（文工團），但馮又將文工團裡的所有人原諒、理解、美化，那劉峰和何小萍的“慘”就單純是“慘”，是《唐山大地震》一般的天災，那我們在電影中因對二人“慘狀”的渲染而滋生的同情、悲切，我們到底是在同情些什麼呢？我們的同情是否有些偽善？是否是逃避了真實，只是被單純的通俗劇技巧煽動的自我感動呢？我不願意說得太過露骨，如果無法觸及時代的真實探討，至少應該讓“人物”是真誠而非矯飾的（即便是他們的痛苦）。文工團裡的人傷害漠視劉峰和何小萍，但文工團解散時大家痛哭，電影意在煽情，有觀眾在文工團的離別宴席中感動，那我們又在感動些什麼呢？雖然馮小剛在電影中美化原諒了這些人，但在故事中這些人不正是兩個悲劇人物的施暴者，或像穗子一般，是對他們的痛苦無動於衷的看客嗎？受傷害的人被忽略就算了，還要自我感動，我想問：有什麼值得感動呢？是否有些虛情假意呢？所以我並不覺得這些電影的缺陷和審查有什麼關係，因為馮小剛無意要拍時代、也無意要關心真正的悲劇人物，他只是需要營造一種情緒、共鳴，來製造通俗的、普羅大眾的情緒宣洩，這是他的電影一以貫之的目的，只是他想美化記錄的青春正好觸碰到了一些時代背景而已，覺得他有什麼言外之意，或是表達在審查中遭受了多少委屈，對我而言都是大家對他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