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考據、辭章所周知，義理、考據、辭章是桐城派三位一體的論學論文術語。姚鼐首次系統地提出和闡述了義理、考證（考據）、文章（辭章）三者相統一的觀點，樹立了桐城派文論的綱領和旗幟。義理、考據、辭章相統一包含三層意思：一是三者作為構成“學問”、“文章”（“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姚鼐《謝蘊山詩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價值，不可偏廢；二是三者應該互相吸收和補充，以使各自更加豐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關係是有層次的，“義理為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但姚鼐所謂義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學。姚鼐談義理以端正立言之旨，談考據以充實作文內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上，從如何寫好文章的角度來說的，這是作為文章家（“辭章家”）的姚鼐與理學家（“義理派”）、學問家（“考據派”）相異的地方。但在論學層面上，義理、考據、辭章的統一仍然沒有超越漢學、宋學的藩蘺而上升到方法論層面，使之重新整合，交相為用，因此，在姚鼐和桐城派那裡，義理、考據、辭章的意義還比較狹窄，沒有根本的創新和突破。不過，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鮮明的思想觀點、確鑿的事實材料、精練的文字表達相統一，實是一種嚴謹踏實的學風，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相統一的觀點對於思考和總結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本文將嘗試借用這三個概念來探討現代人文學術研究的理路正規化。在現代人文學術研究方法論的視野中，考據指現代人文學術研究中的實證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證、釋義、定量分析與統計、中西比較等語言文獻研究方法；辭章則包括定位學術研究的視界，建構其邏輯框架，除錯其論證理路，權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這屬於學術研究表述形式的層面；義理則主要是指學術層面上的文字內涵解讀以及相應的人文批評與表達。三者之中，考據貢獻材料，辭章設定方法，義理整合內容，三位一體，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