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統治者對讀書人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才正式實行科舉取士制度，況且這種制度也是不公平的，這就造成下層讀書人在很大程度上對元統治者失去信心，對社會缺少責任感，所以同時期其他作家懷古作品都深刻地打上時代地烙印：他們或感傷古王朝之覆，發一通思古之幽情；或感嘆古今之鉅變，流露對世事人生把握不定之惶恐；或有感於歲月流逝，抒發個人沉淪不遇之憂情。

惟有《潼關懷古》洋溢著沉重的滄桑感和時代感。　　張養浩的《山坡羊 潼關懷古》把潼關的地形與歷史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寓情於景，觸景生情，以潼關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發出一聲沉甸甸的“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奇嘆。　　趙五娘是《琵琶記》中著力刻畫的人物。就其真實性的一面來說，她代表著一種人物類群：在舊時代中下社會階層，一些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撐者，她們堅韌不拔，忘我犧牲，奉養老人，撫育子女，使丈夫能夠在外界獲得成功。在這過程中，她們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難。而《琵琶記》所刻畫的趙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強化，作者為她設計了極端艱困的處境：被丈夫遺棄卻必須奉養公婆，家境貧寒而又遭遇災年，竭力盡「孝」仍被婆婆猜疑……。這種描寫確實集中反映了舊時代婦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難。　　但從作者的本意來說，即使對趙五娘這樣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還是為了藉助嚴酷的處境來突出男性社會要求於婦女的以自我犧牲來維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還進一步在趙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確的道德自覺與道德說教：趙五娘的種種行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說為婦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趙五娘之口說：「索性做個孝婦賢妻，也得名書青史。」這就超越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而成為理念的表達，成為一種道德誘勸。所以說，趙五娘是一個由生活真實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藝術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