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於南畝，不求聞達於諸侯，苟全性命於亂世，做了很多利國利民之事，三分天下，輔佐蜀漢。出山之後，早年諸葛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孟子》原來說的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人習慣先“達”而後“窮”並改“兼善”為“兼濟”，尚不失孟子原義。但我確實認為：一個人如果真心想要“善其身”與“濟天下”，那還是改成本文題目所云的“窮則兼濟天下，達則獨善其身”的好。 思想史上流行的觀點認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儒道互補”的體現：前半句表達了儒家的理想主義和入世精神，而後半句顯示出道家的豁達態度與出世境界。不過，“文字史”的角度講，這個說法是有明顯缺陷的：如上所述，整個這句話原出於《孟子》，本與道家無關。而道家或老或莊，似乎都沒有說過“善（無論獨善兼善）其身”之類的話。相反，本來意義上的道家是主張“絕仁棄義”解構道德而追求無是非無善惡的“逍遙”境界的，它並不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說前半句是儒後半句是道，似難以服人。 但如果把“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道德含義除去，而只把它們理解為“有為”與“無為”，則這句話（不僅是後半句）又成了純粹的道家思想。人們常常只把“無為”看成是道家主張，其實至少莊周這個道家宗師也有追“；有為”的一面。在《莊子·外篇·山木》中，莊周曾自比“騰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猴子抱上了高貴的大樹，便得志稱雄，“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而一旦掉到了荊棘叢中，就夾起尾巴做孫子，“危行側視，振動悼慄”了。換句話說，在莊周看來，人當得勢時是“有為”的，所謂“無為”，就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時的生存方式：“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眾所周知，道家在知與行兩方面都倡“無為”。單就“無為”而論“無為”，本無所謂對錯。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就淪於苟且了。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著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晚清的譚嗣同稱讚莊學對君權的解構）是從前一種意義上論無為的。但在傳統中，從後一種意義上實踐“無為”的則無疑是主流。問題在於：道家所謂的無為恰恰是一種主要面向弱者的“貴柔”學說，而弱者對強者的“無為”，不正是苟且嗎？ 苟且而出於無奈，亦不足責。但莊周的苟且卻不是自承無奈，而是把它奉為崇高境界。在這種境界中，真偽、有無、是非、善惡都可以不分，或者說都不可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莊子·內篇·齊物論》中的這段話歷來被論者看成是道家思想的精髓。的確，中國傳統時代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義道德只說不做，法家那一套關於“法、術、勢”的厚黑學只做不說，所謂“儒表法裡”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詭辯論則為本來難以相容“；儒表”與“法裡”提供了關鍵性的粘合劑，為邏輯上磨擦劇烈的王道之表與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潤滑油：法家指鹿為馬，儒家曰此非馬，則被坑矣；曰此馬也，則非矣。而莊子曰：馬亦鹿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是故指鹿為鹿者，儒也；而指鹿為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謂其超越是非之俗見，是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裡者，其曠世之大儒乎！－－莊周的邏輯適足以論證如此“高尚的無恥”！ 要之，用“達則有為、窮則無為”的道家觀點去解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實際上就是說得勢了就稱王稱霸，失勢了就奴顏婢膝。這自然是大違孟子本意的。《孟子·盡心上》的原話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這顯然是表示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於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潔身自好，絕不與腐敗勢力同流合汙。所謂“獨善其身”在這裡就是“窮不失義”，而決不是去作“逍遙遊”；是“修身見於世”，而決不是“出世”。這後半句並沒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種難得糊塗、玩世不恭的態度。道家主張“順其自然”，以“逍遙遊”的態度對待世事，“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莊生夢蝶、蝶夢莊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玄談中，這與“獨善其身”絕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