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應稍稍偏離一下"書法"本身的角度，或者說要打打比方，才能稍近原理。

近幾十年來，文物丶書畫藝術品造假現象氾濫。有些造假效果直騙權威鑑定家。這裡咱不研究這種現象，只借此說咱們的話題。所謂造假，也無非是製造一種逼真的複製效果，但是事實上，絕對的逼真是造不出來的。可能是啟功先生說過，膺品，不是過就是不及。"過猶不及″，兩種情況一個效果。都不是原作的本來韻味。

書法晉韻，豈可複製？時代的變遷，是一個"相似相續"的發展變化過程，時異事移，舊時王謝堂前燕，新巢不復似舊時。

所謂後世書家的自信，也僅在技術手段而已。以唐人法度之高，摹寫晉帖，可能也多是"過猶不及″的效果了。怎麼說也是"捕風捉影″而已。

《蘭亭集序》，羲之本人重書都不能滿意了。

前人的高度，後世的路燈，借光前行是目的。留戀徘徊於那一段的路景燈光，沒多少實際意義。我見今天多少巧手陶醉在複製《蘭亭》的微妙微肖上，竊以為其"可憐憫者″。別說追韻的意識，連筆法的學習意識都沒有。只有參展亮相的工藝製作意識。時風帶動意識。

君不見歷代名家摹寫《蘭亭》，雖難求晉人神韻，但都絕無刻意的匠作之氣。只是以己意而會之。

晉韻遠去，莫可及之。江山代有才人出，因緣聚會在當時。

王羲之 之後，再無《蘭亭序》！

的確要承認唐代以來臨摹《蘭亭序》是書法家的自信，《蘭亭序》的神奇之處在於，臨摹者即便成為不了“書聖”，也提升了書法造詣，因為《蘭亭序》的“形狀”就足以引導啟發臨摹者進入“神韻”意境中。

唐代以來的書法家，幾經週轉臨摹《蘭亭序》才得以“形”像，書法臨摹者只有“形”像之後，才追求“神韻”，而《蘭亭序》的“韻”來自於王羲之當時創作時的情懷，僅那一句“惠風和暢”的“和”字多一橫，就讓人意想連篇，不是王羲之本人，怎能恰當的意懂其中“韻味”呢？

因為《蘭亭序》是一種描繪故事場景的書法，所以不可斷章取義，而要連貫表達，書法如畫又如詩，堪稱其美；所有的臨摹者都無法意懂王羲之的“惠風和暢”作法，究竟為何意？好比一個字意思變了，整段話的意思也就不一樣了。這就是臨摹整篇書法“神韻”上的遺憾，既然對王羲之的“韻味”無法完整呈現，那只有融入書法家自身對《蘭亭序》的“韻味”，真跡一直被模仿，卻從未被還原，更不可能被超越。

這就是唐代以來書法家臨摹《蘭亭序》沒有晉人“韻”味的原因。

對於這一認識個人是不認同的。

都說唐人尚法，是真正完成了楷書定型的時期。

可是據個人來看，初唐的唐太宗李世民、虞世南、褚遂良及薛稷;稍後垂拱時期的孫過庭、武則天、高宗李治;晚唐的柳公權，不僅書寫自信，其行草書還是很得晉人韻味的。李治書武后書(虞世南書，疑似米芾偽託，對比看少晉味更少唐味！)

特別是唐太宗及褚遂良，從他們的行書來看，簡直比《蘭亭》還有晉人風度，這也使我一直比較困惑。。。

此外提及的諸人，除有些“善肥”外，也完全是晉人韻味。其中最突出者當推《蒙召帖》筆墨線條几乎完全是東晉六朝翻版，只是氣度流露大唐氣象而已。

我們知道，晉人筆法，最注重運筆起止的精微、筆畫的質感、通篇結構的搖曳……這方面，李世民的《溫泉銘》、褚遂良的《隋清娛墓誌》體現最為明顯，可以說比《蘭亭》味兒還“老”。

此外大家還可翻翻唐人的民間寫經，同一時期追求唐韻的日本平安書法，大都表現了較純正的晉人二王風格。日本空海書(於唐人寫經中探晉韻)

這一延承直到五代之後才漸衰微，從此中國書才進入了“全新”的百花齊放、異采紛呈時代。。。

透過唐法看晉韻，如果精於觀察，也許你也會認同這一觀點！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書法問題，而是一個藝術觀的問題。

簡單來說，我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貌。每一個時代的審美、藝術追求都是各自時代的最深層次的原因決定的。這既是大自然的法則，也是人之常情。

不管前朝的東西有多麼好，或者說不管前面的東西有多麼令人讚歎，如果我們不能從他們的陰影下走出來，一味匍匐沉溺在前人的陰影下，那麼我們始終是不能前進一步的。即便那是一座像王羲之那樣的巨擘，像王羲之那樣的聖人，他像一個喜馬拉雅山一樣的存在，我們要做的，當然不是再造一個喜馬拉雅山，而是超越“喜馬拉雅”，做一個真實的自己。

也就是說，我們要以平等眼光看待前人的成就，即便是王羲之這樣人盡皆知的“書聖”，我們也不能迷信於它。因為書法不是宗教，更不能搞個人崇拜。宗教是不需要做大的變動的，因為宗教的宗旨就是不容懷疑，甚至不做大的改動，讓你永遠相信一套說法，而藝術當然是不能這樣的。

如果藝術的發展、或者說書法的發展，只是複製和表現前人已經表現的過的東西，那麼藝術還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乾脆就比誰的模仿能力誰更強好了，我們乾脆就把影印機影印精確度與否作為藝術進步的標誌算了。

雖然我們現在想想那樣的生活可能如田園詩一樣美好，但是誰能保證你不會懷念現如今便捷、平等、民主的現代社會？

因此，這世界，唯一的法則、或者說唯一的進步，就是不斷的去改變、去創新，去創造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東西，才能永久持續。

書法難道不也應該是這樣嗎？

雖然晉人的書法算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輝煌時刻，但是假若幾千年來，所有的人寫字都和王羲之一個調性，一個風格類似，我想我們恐怕早就審美疲勞了。

而我們想象中所謂有一個風格是好的，有一個風格是差的，某一種風格其實是高過另一種風格，這樣類似的想法，其實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

古代中國話語權一般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而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都是精英、士大夫，藝術審美、文化偏好的定義權都在他們手裡。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歷代帝王對於王羲之的推崇，他們已經到了一種近乎痴狂的地步。從魏晉南北朝開始，魏晉統治者給王羲之加官進爵，一直到清代乾隆皇帝設立三希堂，無不體現了這一趨勢。尤其是大唐的李世民，將王羲之的書法視若珍寶，並且將其陪葬。

但是帝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心喜歡這些書法，其實是存疑的。也就是說帝王的喜好往往和現實的政治利益相掛鉤的。很多帝王推崇或者厭惡某人絕不能出於個人喜好或者道德考量，他們只會基於皇家利益做出判斷。

以唐朝李世民為例，李世民以及他的父親李淵是唐代初創帝王大業，屬於開國之輩，政權建立的初期，穩定人心是關鍵。而穩定人心的關鍵，在於對天下前朝舊臣、鄉紳士子示好，如果處理得當，天下自然人心歸攏，政權也得以穩固，如果不然，人心分離，自然會出現亂局。

而李世民投天下文人士子所好，推舉王羲之，自然是有深遠的政治考慮的。從魏晉開始，王羲之的書法就有深厚計程車子基礎，受到士子的追捧。如果這個時候統治者能恰當的表現對他們的認可，其實就有安撫人心的作用在。

所以我們看，作為一代書聖的王羲之，也是一個不斷被後人利用的象徵罷了。如果我們考慮清楚這一點，就可以稍微的破除對於王羲之十分的迷信，從而更從容、更開放的看待藝術的發展。

藝術的審美好壞的標準，不應該讓那些皇權統治者所定義，也不應該由那些古代政治家千方百計想要討好的貴族精英所定義，尤其是今天，尤其是在21世紀現代化國家的今天，古代皇權的體制現實已經被粉碎了，但是無形的皇權、特權、個人崇拜思想仍然會禁錮我們的頭腦，讓我們停滯不前。

所以，藝術不應該只有一種姿態，而是應該百花齊放。同樣的書法不是隻有晉韻才好，而是多種風格共存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