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是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儘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註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一學。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新學”，它“鄙視漢代‘象數之學’，拋棄陰陽五行等舊說的傳統”，帶來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1）。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於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應帝王》也說：“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莊都是以自然為至高之境。 魏晉玄學繼承老莊思想，特別標榜自然。但玄學家對待名教的態度，以及對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異。王弼以自然為體，名教為用，主張名教出於自然。他認為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是自然的產物，統治者應當順應自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3），認為設立名教之前的“鴻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會。阮籍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4）。他們蔑視禮法，憤世嫉俗，過著佯狂任誕的生活。鮑敬言提出無君論，認為上古時代人性淳樸，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也沒有尊卑貴賤的差別，人們“含鋪而熙”，“鼓腹而遊”，過著自然自得的生活。後來“智用巧生”，“背樸彌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於是人們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繼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為一，認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體現：“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7） 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繼承了老子哲學。在玄學的各個流派中，他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這是顯而易見的。陶淵明的《雜詩》、《飲酒》、《擬古》，與阮籍的《詠懷》思想感情一脈相通。正如王瑤先生所說：“到陶淵明，我們才給阮籍找到了遙遙嗣響的人；同時在阮籍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陶淵明的影子。”（8）但陶淵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於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處的時代正當魏晉之際，司馬氏標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為司馬氏排除異己、篡奪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對司馬氏篡奪，便故意破壞他們所標榜的名教，“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9）所以阮咸長成亦欲作達，阮籍說：“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10）不肯讓兒子學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對於陶淵明來說，卻是他終生信奉的人生哲學。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樣佯狂任誕，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於自然。陶淵明雖然也處於易代之際，但像司馬氏那樣以名教為武器大肆誅戮異己的事並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採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從容地實踐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張，使他整個的生活和詩歌接近於自然化的境地。 魏晉玄學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對陶淵明也有影響。湯用彤先生說：“漢代經學依於文句，故樸實說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後，學尚玄遠，雖頗乖於聖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論乃較為自由。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隨文飾說，通者會通其意義而不以辭害意。”（11）陶淵明就是用這種新的眼光和態度去讀書的。他雖說自己“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12），但他並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傳》裡說得明白：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所謂“不求甚解”，就是不為繁瑣的訓詁；所謂“會意”，就是以己意會通書中旨略。這是與“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異趣，而符合魏晉以來新的學風的。《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俊逸。’”陶淵明讀經也像九方皋之相馬，支遁之解說，不肯拘拘於文字之間，而是從崇尚自然的觀點出發，融會書中的意旨，以豐富自己的思想。 陶詩裡有些地方引用《論語》，稱頌孔聖，但往往已離開了儒家的本義。儒學經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龐參軍》：“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從字面上看，陶淵明喜歡儒家聖賢的經典，似乎是儒學的信徒。其實不然，全詩所抒發的是一個“幽居士”的愛好自然的思想。詩的末尾說：“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體素，就是道家的觀念，意思是保持樸素自然的本性。《莊子·刻意篇》：“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嵇康《與阮德如》詩：“君其愛素德。”可見陶淵明是用道家的觀點去理解儒家經典的。就連孔子本人，也被陶淵明道家化了。《飲酒》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玄學是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儘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註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一學。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新學”，它“鄙視漢代‘象數之學’，拋棄陰陽五行等舊說的傳統”，帶來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1）。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於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應帝王》也說：“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莊都是以自然為至高之境。 魏晉玄學繼承老莊思想，特別標榜自然。但玄學家對待名教的態度，以及對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異。王弼以自然為體，名教為用，主張名教出於自然。他認為封建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是自然的產物，統治者應當順應自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3），認為設立名教之前的“鴻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會。阮籍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4）。他們蔑視禮法，憤世嫉俗，過著佯狂任誕的生活。鮑敬言提出無君論，認為上古時代人性淳樸，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限，也沒有尊卑貴賤的差別，人們“含鋪而熙”，“鼓腹而遊”，過著自然自得的生活。後來“智用巧生”，“背樸彌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於是人們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繼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為一，認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體現：“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7） 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繼承了老子哲學。在玄學的各個流派中，他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對抗名教，這是顯而易見的。陶淵明的《雜詩》、《飲酒》、《擬古》，與阮籍的《詠懷》思想感情一脈相通。正如王瑤先生所說：“到陶淵明，我們才給阮籍找到了遙遙嗣響的人；同時在阮籍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陶淵明的影子。”（8）但陶淵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於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處的時代正當魏晉之際，司馬氏標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為司馬氏排除異己、篡奪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對司馬氏篡奪，便故意破壞他們所標榜的名教，“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9）所以阮咸長成亦欲作達，阮籍說：“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10）不肯讓兒子學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對於陶淵明來說，卻是他終生信奉的人生哲學。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樣佯狂任誕，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於自然。陶淵明雖然也處於易代之際，但像司馬氏那樣以名教為武器大肆誅戮異己的事並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採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從容地實踐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張，使他整個的生活和詩歌接近於自然化的境地。 魏晉玄學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對陶淵明也有影響。湯用彤先生說：“漢代經學依於文句，故樸實說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後，學尚玄遠，雖頗乖於聖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論乃較為自由。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隨文飾說，通者會通其意義而不以辭害意。”（11）陶淵明就是用這種新的眼光和態度去讀書的。他雖說自己“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12），但他並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傳》裡說得明白：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所謂“不求甚解”，就是不為繁瑣的訓詁；所謂“會意”，就是以己意會通書中旨略。這是與“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異趣，而符合魏晉以來新的學風的。《世說新語·輕詆篇》注引《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俊逸。’”陶淵明讀經也像九方皋之相馬，支遁之解說，不肯拘拘於文字之間，而是從崇尚自然的觀點出發，融會書中的意旨，以豐富自己的思想。 陶詩裡有些地方引用《論語》，稱頌孔聖，但往往已離開了儒家的本義。儒學經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龐參軍》：“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從字面上看，陶淵明喜歡儒家聖賢的經典，似乎是儒學的信徒。其實不然，全詩所抒發的是一個“幽居士”的愛好自然的思想。詩的末尾說：“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體素，就是道家的觀念，意思是保持樸素自然的本性。《莊子·刻意篇》：“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嵇康《與阮德如》詩：“君其愛素德。”可見陶淵明是用道家的觀點去理解儒家經典的。就連孔子本人，也被陶淵明道家化了。《飲酒》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