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非常好。中國兩千餘年的歷史上，經學作為官方學說，與政治的互動從未間斷過。不同的時代，基於不同的政治需求，統治者們往往會回到經典中去尋求依據，以作為他們施行統治政策的各種依據。所謂的經典，就是從先秦的“五經”，到漢代的“七經”，最終到宋代的十三經。

《孝經》在西漢前期既已置博士，趙岐《孟子章句》載：“（孝文皇帝）《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且西漢皇帝多重視《孝經》，《漢書·昭帝紀》就載漢昭帝的詔令說：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雲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足以說明漢昭帝對所選拔人才需要明通《孝經》的重視。事實上，早在漢文帝時，就已開舉賢良之先風，武帝時，察舉製成為定製，而要滿足察舉的資格，正如《續漢書·百官志》所言，需要“皆有孝弟廉公之行”，漢平帝時曾“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這次大規模的徵召人才，其中便需要滿足通《孝經》的人，由此可見漢代統治者對孝經的重視。

到了東漢，《孝經》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地位也與五經並列。同時統治者對“孝道”的褒獎更加豐厚，《後漢書·章帝紀》載：

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

與西漢察舉制尚且對推舉人才其他方面能力也同樣重視相比，漢章帝關注的重心，顯然大部分是在孝上面，由此也可見，《孝經》對漢代政治的最大影響，在於人才選拔方式上。首先是需要通《孝經》，其次是需要有孝行。隨著漢代統治者對《孝經》重視的提升，在推舉人才這一點上，對“孝”的要求也越來越突出。

其實漢代統治者重視《孝經》，最為直接的反映就是在他們的諡號面前，會加一個“孝子”，如漢武帝稱為“孝武帝”，漢昭帝稱為“孝昭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