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大半生可以說是在出仕和歸隱中不斷徘徊，他雖為名人之後，但家境在父親去世後已經逐漸中落，在其二十歲時就已極為貧困，他的《有會而作》就寫到:“弱年逢家乏”。
二十歲時陶淵明就這樣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以謀生路。
《飲酒》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這首詩就是他回憶起以往因生計所迫而涉及仕途，出任過一些芝麻綠豆大的低階官職，經歷了種種風波艱辛，最終過起歸隱閒居的田園生活。
自幼修習儒家經典的陶淵明就身懷有：“大濟蒼生之志”，他希望在政治上能有所作為，由於當時晉代的門閥森嚴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使得陶淵明空有一身抱負卻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
二十九歲那年，他出任州祭酒，不久便不堪吏職，辭官歸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辭卻了此事，依舊在家閒居。
可惜他作詩了得，種田耕地卻不是一把好手，以導致過上不能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到：“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
將近四十歲的他懷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出任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此時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為官一展宏圖，可又仍然眷念田園。
劉裕是個野心家，陶淵明入幕不久後，便看到劉裕為達自身目的，剪除異已，殺害討伐恆玄的有功之士，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
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
公元405年8月，已過不惑之年的他最後一次出仕，是在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
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郵來了解情況，督郵一到彭澤的旅舍，就差縣吏去叫縣令來見他。 陶淵明平時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見一見，於是他馬上動身。
不料縣吏攔住陶淵明說：“大人，參見督郵要身穿官服，束帶見之，不然有失體統，會對大人不利！”陶淵明不由嘆聲說道：“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十一月，其妹程氏卒於武昌，在職不滿三個月就解印辭官，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
陶淵明最後作《歸去來兮辭》，表明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從此歸隱田園，正式過起了“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生活。
因其居住地門前栽有五顆柳樹，又自稱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道，“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
後世的李白早年也和陶淵明一般，身懷濟世的抱負，一身傲骨，不屑與權貴同流合汙，後又遭人嫉恨饞謗，最後被賜金放還，離開長安後寫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這也許就是大詩人們孤清自傲、不屑同俗於世的本性，對於這種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且溜鬚拍馬的官宦生涯是他們所看不慣的，最後都不得不迫於形勢而辭官遠離官場。
陶淵明四十四歲那年，家中火災，這場大火將他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燒的盡毀，農田也受災嚴重，被迫遷居，使得本就貧苦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徵他為著作佐郎，陶淵明稱病沒有應徵。不願意再出仕為官受祿的他，生活愈加清貧困苦。
當一個人餓的要死時，會作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有一年，潯陽柴桑旱災，蝗蟲過境，導致顆粒無收的陶淵明，家裡已經無米下鍋，妻兒大小已經餓的面黃肌瘦，傲骨錚錚的陶淵明為官時不願為勢力小人彎下腰身，為民後的他卻不得不為生活低下了頭顱。
陶淵明步履蹣跚的來到一處農家，在門外徘徊許久才抬手敲門，農家主人看著他一副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羞窘模樣，知道他此舉是來“借米”的，乞食，畢竟對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來說，都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
農家主人本來就對陶淵明的詩詞和操行仰慕已久，於是把他帶到廳中，相識不久的二人就這樣把酒交談起來，直至黃昏後，又留陶淵明吃了一頓飯，還贈送了幾袋米。
陶淵明臨走時對農家主人說：“感謝您深似漂母的恩惠，慚愧的是我無韓信的才能，難以報答您，但是這份恩惠，我會永遠銘記在心”。
陶淵明一生有兩大愛，一是愛酒，二是愛菊。
陶淵明不懂音樂，但是家裡收藏了一把沒有琴絃的古琴，每當飲酒聚會時就撫摸一番，有客來訪無論貴賤，有酒就擺出共飲，如果他先醉了，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傳》中就有寫道：“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中一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就化用了陶淵明這個典故。
生活清苦的陶淵明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時，也會為買不起酒而坐在東籬旁邊，惆悵嘆氣。
好友王弘就在這時給他送酒來了，真是瞌睡枕頭來，酒癮美酒來，這酒對於陶淵明來說無疑就像是雪中送炭般！高興的當即酌酒一番，大醉而歸，王維後來根據此事還寫下詩作《偶然作》
當時的南宋文士顏延之與他交好，常相聚歡飲。顏延之後來奉命出為始安郡太守，臨走前留有二萬錢給他，陶淵明當時就把錢悉數送到酒家，以做酒資。
李白在《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就寫到：“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
陶淵明嗜酒，更是寫下《飲酒二十首》，這組詩寫下了他對田園生活的喜愛和對現實的不滿，他一生清明廉政，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的他與當時汙濁黑暗的現實社會格格不入。
他雖遠離官場，但“猛志固常在”，仍舊關心國家政事，由於對劉裕政權的不滿，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恨，無力改變現狀的他只能藉助創作來塑造一個與汙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桃花源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文生於情，情生於境，”在這片幻想的桃花源中，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這裡沒有權利紛爭，沒有勾心鬥角，人與人真誠相待，一切都是那麼的純淨美好。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至，遂迷，不復得路”，從這一句中他又告訴自己，這種理想的境界在當時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這首詩抒寫了他對黑暗現實不滿，以及對理想社會憧憬的一種精神寄託。
元嘉四年（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他對自己這一生的評價。
陶淵明的壯志從未泯滅，一生淡泊名利，固窮守節，生活雖平淡清苦，仍然保持著如同菊花般的高尚情操，不與世俗同流合汙，過著隱居山野與世無爭的生活，更是寫下了許多流芳百世的千古名作。
陶淵明大半生可以說是在出仕和歸隱中不斷徘徊，他雖為名人之後，但家境在父親去世後已經逐漸中落，在其二十歲時就已極為貧困，他的《有會而作》就寫到:“弱年逢家乏”。
二十歲時陶淵明就這樣開始了他的遊宦生涯，以謀生路。
《飲酒》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這首詩就是他回憶起以往因生計所迫而涉及仕途，出任過一些芝麻綠豆大的低階官職，經歷了種種風波艱辛，最終過起歸隱閒居的田園生活。
自幼修習儒家經典的陶淵明就身懷有：“大濟蒼生之志”，他希望在政治上能有所作為，由於當時晉代的門閥森嚴制度，使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十分激烈，使得陶淵明空有一身抱負卻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
二十九歲那年，他出任州祭酒，不久便不堪吏職，辭官歸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辭卻了此事，依舊在家閒居。
可惜他作詩了得，種田耕地卻不是一把好手，以導致過上不能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到：“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
將近四十歲的他懷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出任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此時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為官一展宏圖，可又仍然眷念田園。
劉裕是個野心家，陶淵明入幕不久後，便看到劉裕為達自身目的，剪除異已，殺害討伐恆玄的有功之士，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
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
公元405年8月，已過不惑之年的他最後一次出仕，是在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
在那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郵來了解情況，督郵一到彭澤的旅舍，就差縣吏去叫縣令來見他。 陶淵明平時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見一見，於是他馬上動身。
不料縣吏攔住陶淵明說：“大人，參見督郵要身穿官服，束帶見之，不然有失體統，會對大人不利！”陶淵明不由嘆聲說道：“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
十一月，其妹程氏卒於武昌，在職不滿三個月就解印辭官，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
陶淵明最後作《歸去來兮辭》，表明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從此歸隱田園，正式過起了“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田園生活。
因其居住地門前栽有五顆柳樹，又自稱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道，“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
後世的李白早年也和陶淵明一般，身懷濟世的抱負，一身傲骨，不屑與權貴同流合汙，後又遭人嫉恨饞謗，最後被賜金放還，離開長安後寫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這也許就是大詩人們孤清自傲、不屑同俗於世的本性，對於這種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且溜鬚拍馬的官宦生涯是他們所看不慣的，最後都不得不迫於形勢而辭官遠離官場。
陶淵明四十四歲那年，家中火災，這場大火將他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燒的盡毀，農田也受災嚴重，被迫遷居，使得本就貧苦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徵他為著作佐郎，陶淵明稱病沒有應徵。不願意再出仕為官受祿的他，生活愈加清貧困苦。
當一個人餓的要死時，會作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有一年，潯陽柴桑旱災，蝗蟲過境，導致顆粒無收的陶淵明，家裡已經無米下鍋，妻兒大小已經餓的面黃肌瘦，傲骨錚錚的陶淵明為官時不願為勢力小人彎下腰身，為民後的他卻不得不為生活低下了頭顱。
陶淵明步履蹣跚的來到一處農家，在門外徘徊許久才抬手敲門，農家主人看著他一副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羞窘模樣，知道他此舉是來“借米”的，乞食，畢竟對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來說，都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
農家主人本來就對陶淵明的詩詞和操行仰慕已久，於是把他帶到廳中，相識不久的二人就這樣把酒交談起來，直至黃昏後，又留陶淵明吃了一頓飯，還贈送了幾袋米。
陶淵明臨走時對農家主人說：“感謝您深似漂母的恩惠，慚愧的是我無韓信的才能，難以報答您，但是這份恩惠，我會永遠銘記在心”。
陶淵明一生有兩大愛，一是愛酒，二是愛菊。
陶淵明不懂音樂，但是家裡收藏了一把沒有琴絃的古琴，每當飲酒聚會時就撫摸一番，有客來訪無論貴賤，有酒就擺出共飲，如果他先醉了，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傳》中就有寫道：“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中一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就化用了陶淵明這個典故。
生活清苦的陶淵明在九月九日重陽節時，也會為買不起酒而坐在東籬旁邊，惆悵嘆氣。
好友王弘就在這時給他送酒來了，真是瞌睡枕頭來，酒癮美酒來，這酒對於陶淵明來說無疑就像是雪中送炭般！高興的當即酌酒一番，大醉而歸，王維後來根據此事還寫下詩作《偶然作》
當時的南宋文士顏延之與他交好，常相聚歡飲。顏延之後來奉命出為始安郡太守，臨走前留有二萬錢給他，陶淵明當時就把錢悉數送到酒家，以做酒資。
李白在《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就寫到：“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
陶淵明嗜酒，更是寫下《飲酒二十首》，這組詩寫下了他對田園生活的喜愛和對現實的不滿，他一生清明廉政，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的他與當時汙濁黑暗的現實社會格格不入。
他雖遠離官場，但“猛志固常在”，仍舊關心國家政事，由於對劉裕政權的不滿，加深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恨，無力改變現狀的他只能藉助創作來塑造一個與汙濁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境界，《桃花源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文生於情，情生於境，”在這片幻想的桃花源中，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這裡沒有權利紛爭，沒有勾心鬥角，人與人真誠相待，一切都是那麼的純淨美好。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至，遂迷，不復得路”，從這一句中他又告訴自己，這種理想的境界在當時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這首詩抒寫了他對黑暗現實不滿，以及對理想社會憧憬的一種精神寄託。
元嘉四年（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他對自己這一生的評價。
陶淵明的壯志從未泯滅，一生淡泊名利，固窮守節，生活雖平淡清苦，仍然保持著如同菊花般的高尚情操，不與世俗同流合汙，過著隱居山野與世無爭的生活，更是寫下了許多流芳百世的千古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