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別人瞭解、認識自己，就好象瞭解、認識自己的肺和肝一樣，如果肺和肝上有毛病，臉色就不同正常，一眼就看出來了。所以遮掩有什麼用、有什麼好處呢？這個就是內心有什麼能量，外在言行舉止就會有什麼表現，根本瞞不了別人的道理。所以君子要先做到對自己的內心“誠”，不要自欺欺人。出自西漢戴聖《禮記·大學》。西漢時期，戴聖在《禮記》中解釋誠意的含義，他認為一個人如真有誠意就必須慎獨。不慎獨的人背後無惡不作，等見到誠意的君子後就想去遮掩自己的罪行劣跡，卻不知人家一看他就如見肺肝一樣，是萬萬遮蓋不過的。擴充套件資料：戴聖：儒學成就戴聖一生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與叔父戴德及慶普等人曾師事經學大師後蒼，潛心鑽研《禮》學，成就卓著，史稱戴德為“大戴”，戴聖為“小戴”，二人合稱為“大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戴聖將戰國到漢初孔子弟子及其再傳、三傳弟子等人所記的各種有關禮儀等論著，編撰成書，被稱為《小戴記》或《小戴禮記》。該書原為解說《儀禮》 的資料彙編，後經鄭玄作注，擺脫從屬於《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其要言精義比起《儀禮》 中的繁文縟節，更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戴聖因此開創了“小戴學”。學術影響戴聖精心講授“禮學”，授徒頗多，曾傳其學於梁人橋仁、楊榮等，於是，今文禮學“小戴學”又有了“橋、楊氏之學” [9] 。小戴對於傳播和發展《禮》學有一定貢獻，《小戴禮記》被列為儒家經典，“三禮”之一，唐時被稱為“大經”，明時已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中的《禮》。該書在中國儒家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後人研究和發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禮記成書背景：孔子教授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載體，但是文古義奧，不易通讀，因而多做解讀以輔助理解，六經中的“《禮》”，後來稱《儀禮》，主要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受體例限制，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後的“禮義”。而不瞭解禮義，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七十子後學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闡發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於《儀禮》的附庸。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後，西漢能見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寫的“記”依然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說，這批文獻是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所得，並說劉向考校經籍時，又得到《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數十篇，總數增至二百十四篇。由於《記》的數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東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戴德的侄子戴聖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流傳不廣，北周盧辯曾為之作注，但頹勢依舊，到唐代已亡佚大半，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書》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由於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風光無限，暢行於世，故後人徑稱之為“《禮記》”。
意思是別人瞭解、認識自己，就好象瞭解、認識自己的肺和肝一樣，如果肺和肝上有毛病，臉色就不同正常，一眼就看出來了。所以遮掩有什麼用、有什麼好處呢？這個就是內心有什麼能量，外在言行舉止就會有什麼表現，根本瞞不了別人的道理。所以君子要先做到對自己的內心“誠”，不要自欺欺人。出自西漢戴聖《禮記·大學》。西漢時期，戴聖在《禮記》中解釋誠意的含義，他認為一個人如真有誠意就必須慎獨。不慎獨的人背後無惡不作，等見到誠意的君子後就想去遮掩自己的罪行劣跡，卻不知人家一看他就如見肺肝一樣，是萬萬遮蓋不過的。擴充套件資料：戴聖：儒學成就戴聖一生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與叔父戴德及慶普等人曾師事經學大師後蒼，潛心鑽研《禮》學，成就卓著，史稱戴德為“大戴”，戴聖為“小戴”，二人合稱為“大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戴聖將戰國到漢初孔子弟子及其再傳、三傳弟子等人所記的各種有關禮儀等論著，編撰成書，被稱為《小戴記》或《小戴禮記》。該書原為解說《儀禮》 的資料彙編，後經鄭玄作注，擺脫從屬於《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其要言精義比起《儀禮》 中的繁文縟節，更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戴聖因此開創了“小戴學”。學術影響戴聖精心講授“禮學”，授徒頗多，曾傳其學於梁人橋仁、楊榮等，於是，今文禮學“小戴學”又有了“橋、楊氏之學” [9] 。小戴對於傳播和發展《禮》學有一定貢獻，《小戴禮記》被列為儒家經典，“三禮”之一，唐時被稱為“大經”，明時已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中的《禮》。該書在中國儒家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後人研究和發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禮記成書背景：孔子教授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載體，但是文古義奧，不易通讀，因而多做解讀以輔助理解，六經中的“《禮》”，後來稱《儀禮》，主要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受體例限制，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後的“禮義”。而不瞭解禮義，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七十子後學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闡發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於《儀禮》的附庸。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後，西漢能見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寫的“記”依然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說，這批文獻是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所得，並說劉向考校經籍時，又得到《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數十篇，總數增至二百十四篇。由於《記》的數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東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戴德的侄子戴聖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流傳不廣，北周盧辯曾為之作注，但頹勢依舊，到唐代已亡佚大半，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書》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由於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風光無限，暢行於世，故後人徑稱之為“《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