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著濃厚的“春秋責備賢者”傳統的中國，一個人物無論多麼優秀，總能被人挑出這樣那樣的毛病。唯有范仲淹，似乎很少有人能夠找到他的缺點來做文章，可以說近乎完美了。

以“三不朽”標準衡量范仲淹

以傳統的“三不朽”而論：

在立德方面，他自幼失父，隨母改嫁，苦學得仕，複姓、養母；為朝官直言敢諫，為地方官則為民興利；可謂忠孝皆全。范仲淹生不謀利，死無餘財，“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傳》）於公於私，其高風亮節為世人所公認。——是其德之立也高。

在立功方面，范仲淹從27歲踏入仕途，37年間共擔任過京官20個，地方官35個，最後在青州任上因忙於賑災而患重病，死在遷官路上，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套用一句小說家的俗話，他武能安邦：組織了抵禦西夏的軍事防禦體系，扭轉了宋朝屢戰屢敗的局面，迫使西夏停止入侵，與宋議和；文能治國：他擔任宰執時，發動慶曆新政，這是繼北魏太和年間馮太后之後，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史上又一次全面的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每到一任都有德政惠民，民間立祠達十八處之多。如在興化縣主持興修的捍海堤，今尚存其遺蹟，民受其惠，以至當地多有以範為姓者。——是其功之立也大。

在立言方面，范仲淹成就也不凡。其為一代文學大家自不必說，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范仲淹亦不愧為一大家。——是其言之立也重。

在立言方面，范仲淹文學成就為人所熟知，他的《岳陽樓記》，他的《漁家傲·秋思》，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常人不知他另一方面的成就：一代大儒，宋學開山

但他在學術史上的成就，往往不為人知。下面重點介紹一下范仲淹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功績。

儒學發展到宋朝，產生了一個轉折點——宋學。宋學是儒家發展的一個繁榮階段，理學、心學等各家都包括在內。在宋學興起的過程中，范仲淹扮演了一個“歷史推手”的角色。

其一，他以體制的力量推動宋學的興起。學校與科舉是宋學興起的重要因素，而范仲淹對學校和科舉制度都向著有利於宋學發展的方向施以過改進。范仲淹平生極為重視教育興學。天聖四年，他母親去世，他丁憂守制三年。守母喪期間，他受晏殊之邀，主持早年曾就讀的應天書院（又稱睢陽學舍或南都學舍，是宋初四大書院之一）的教學工作。在教學中，

“仲淹常宿學中，督訓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者，多其所教也。”

這說明他對教育有著較深切的實踐經驗。他在地方官任上，以興學為急務，如在睦州（1034年）、蘇州（1035年）、饒州（1037年）、潤州（1039年）、越州（1040年）、邠州（1045年）等地，都有興學之舉。宋代有四次興學運動，第一次是天聖、景祐年間，是各地方政府自發的興學運動，第二次是慶曆、嘉祐年間，朝廷下詔令天下州縣都立學，使得教育機構全面普及。天聖、景祐的興學運動中，范仲淹是一個身體力行者。而慶曆興學，則是他登高一呼的功效了。

慶曆興學運動的另一項措施是建立太學。宋代國子監本有國子學，是教學機構。但它只面向高階官員子弟招生，學生很少，教師也由出身傳統的科舉得第者出任，在社會上影響很小。慶曆新政期間，詔立太學，面向底層官員及庶人子弟招生，生源大為擴大。教學方法也得到改進：

“慶曆四年，…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胡瑗）之法以為太學法。”

而後石介、孫復、胡瑗、李覯等人先後經他推薦到太學出任教官（直講）。這幾個人在經學上的立場，都主張義理之學的，他們在最高學府執教，對於學風改變之力可想而知了。

其二，為宋學興起準備了一批人才。范仲淹一生“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舉薦賢人不遺餘力。而且範頗有識人之明。他舉薦的武將，如狄青、種世衡後來都成為一代名將；而他拒不推薦石介擔任臺諫，其後石介的表現果然如他所言。他對致力於學問的人才關注更多，宋學早期人物多曾受過他的影響，如李覯、歐陽修、孫復、胡瑗、石介、張載、王安石等，或遊其門下，或曾受其薦引、鼓勵。范仲淹實為當時文壇領袖。李白求見韓朝宗，有“生不願封萬戶侯，只願一識韓荊州”的名句。用之於韓朝宗，實屬誇張；若以之況范仲淹，則恰如其分。

其三，從學術思想來講，范仲淹本人即是宋學之重鎮。范仲淹自幼苦讀，治學本諸《六經》，以義理見長。據《宋史》載：

“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

由於長期從事軍政實務，他沒有太多撰述。但為數不多的篇章，已經足以開啟一代學風了。范仲淹治學最重《易》，其次是《春秋》。史稱范仲淹長於《易》，其來有自，非妄言也。范仲淹有“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之句，說明他以《易》作為個人修養之助。在他的各類文章中，援《易》之處比比皆是。

他對《易》的研究成果，較為集中的體現在《易義》、《四德說》、《易兼三材賦》、《制器尚象賦》、《窮神知化賦》、《蒙以養正賦》等篇目中。

他涉獵又廣，於釋、老皆有很深的造詣，與佛、老、隱逸之士的交遊頗多，是以他雖崇儒，排釋、老則不如後來者那麼激烈。

錢穆先生指出：

“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為為宋學開山，乃或上推之於陳摶，皆非宋儒淵源之真也。”

錢先生以胡瑗和范仲淹並列為宋學淵源，否定周敦頤為宋學開山，已發前人之未覆。若從以上所列諸項綜合考之，則惟有范仲淹才當得起宋學開山之語。

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喜歡的東西也不一樣，喜歡的東西值千金，不喜歡的東西一分都不值，看自己，他人說的在好自己不喜歡也沒用，不好說，不好評價

范文瀾對於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絡起來，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歷史研究可以各持觀點，不一定強求一律，範老作為歷史學家有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應該肯定，在史學研究上有一席之地，是應該的。不少人認為他的觀點有些左，是遵命史學，也是一家之言。絲毫動搖不了範老在史學史上地位，相反質疑者默默無聞，可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臺，後改字仲澐（另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等校任教。他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注》、《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范文瀾（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初字芸臺，後改字仲澐（另一說字仲潭），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等校任教。他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注》、《范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范文瀾對於歷史研究，提出學習理論、掌握資料、文字表達、言行一致四個問題，勉勵後學。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絡起來，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語重心長，希望甚殷。

范文瀾對黨的事業滿懷責任感。他在延安寫作條件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寫成《中國通史簡編》。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評的精神。十年動亂中，他帶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瀾早年在經史考證上即成績卓著，所撰《文心雕龍注》至今仍是名作。

中國學者很多：如果范文瀾對中國近代歷史有作為的貢獻，人民就不會忘記他，人民在寫歷史時會給他公正上留下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