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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程序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於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餘。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於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湧出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所謂“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即指勞動力供給曲線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既定工資”即是農業部門勞動力維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於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擴充套件資料:對策1,吸納勞動力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國在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初期,應該儘量避免資本深化的過早發生,應該透過勞動力使用傾向的創新,保證豐富的非技術勞動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當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不存在,實際工資開始大幅度上升時,在經歷了資本淺化式增長之後,才出現資本深化。這正是日本的成功經驗所在。中國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還相當大,農業勞動力在總的就業人口中的比重超過50%,這一現實決定“劉易斯轉折點”在中國將表現為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決定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不能放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戰略,而應根據國際產業的變動情況,實行勞動力的使用創新,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水平。2,技能培訓透過對勞動者的培訓,用質量替代數量,將成為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在現階段,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做好農村初高中畢業未能繼續升學的新生勞動力和退役後返鄉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其次,加強對有意願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者的勞務輸出培訓以及在崗農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訓,進一步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和靈活性;同時,充分發揮勞動保障部門職能優勢,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對進城登記求職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和政策諮詢等服務,推行“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維護三位一體”工作模式,促使農民工平等就業、素質就業、穩定就業。3,引導勞資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企業可以非常容易地獲得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企業處於主動地位,而勞動者處於被動地位。在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折點”之後,勞動力資源逐漸變得稀缺,獲取和維持必要的勞動力資源成為企業制勝的重要環節,這為提高勞動者地位,形成新的勞資關係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新的勞資關係中,企業要想長期擁有自己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就必須善待勞動者。當然,善待勞動者並不是僅僅有利於勞動者,而是能夠達到“勞資兩利”的效果。因此,政府應透過精神獎勵和物質刺激,積極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強勞動力保護,形成新的勞資關係,善待勞動者,並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創造勞資兩利的新局面。4,居民待遇與城市職工相比,進城農民工的面臨的勞動環境和社會處境較差,比如勞動時間長、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社會保險參保率低、子女入學難等。因此,需要給進城農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廣大農民工能和城市職工公平競爭,並解決家庭的後顧之憂。這就要求政府應轉變觀念,適應市場經濟、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要求。首先,對農民工與城市戶籍人口一樣履行公共管理職責,保障其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規範企業用工制度,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第三,清理、整頓、取消各種對農民工的證卡制度和亂收費等不合理規定;第四,妥善解決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第五,國家還應加大教育的投入,解決農民工子女城市入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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