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學不來的，靠一種靈性。寫草書，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寫得什麼。于右任的草書筆畫都斷開了。全靠結構筆勢呼應。法度規範，都是自古法結構中來，確實很難學。

很不容易學。

學於佑任書法最難的是神，他的書法古拙但有神氣，就是神光內斂。這是需要傳統坐基礎的，而且是很深厚的傳統基礎。

他的字第一印象並不好，但有書法基礎的人細看的話，是非常耐看的。

有人說其書為醜書，我想可能是他的水平不行。

要是劉德華站三才樁的話，你還說劉天王長的很醜。這只是它的姿勢有別於正常姿勢，你在遠處看不到劉天王的臉，看不到他的身條罷了。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我覺得易不易學，首先要看你喜歡不喜歡他的書法藝術。

我們先談談于右任草書的藝術風格。於老的草書，每個字都有來歷，單個字的結體非常漂亮，外柔內剛，血肉飽滿而筋力內蘊，中宮比較松，筆畫外撐而不散，很是大氣，給人以雍容華貴，巍巍然大丈夫的感覺，象關羽那樣，充滿知性的男人美，清麗而不媚俗，大方而不張狂。

章法上採用章草書法特點，上下不粘連映帶，氣勢相通全靠筆畫首尾呼應，整體章法給人的感覺非常雅靜，不躁不狂，極有書卷氣，非常耐人品味。其書法格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以說，於老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又一座輝煌的高峰。

學習於右任書法，新手不是太容易進入，如果手頭上沒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根本就入不了門。為什麼呢？因為於老書法的筆畫多為曲筆，而且每一筆畫之內有豐富的粗細變化，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沒有相當手腕控制力，你根本體會不到它內在的神韻。

如果你想學習於右任，先練上一段時間的孫過庭《書譜》，熟練掌握草書字型結構，然後重點練習自己的腕力和控筆能力。我可以給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我經常寫地書，一米長的筆桿，三個手指叼住筆端，象在紙上寫草書那樣執筆，在地上寫，如果你能做到收放自如、提按有度，每個字寫得比較規範漂亮，那麼你的手腕功夫也就練成了，再臨寫于右任書法的時候，你就會漸入佳境。

于右任（1879~1964

年，名伯循，號髯翁）先生學書之時，適值碑學書法（又稱碑版書法）如日中天之際，這個情形，一如康南海所說“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此外，碑學書法、特別是北魏書法中雄強壯偉的書寫特點，恰迎合了彼時民國開元未久，社會大力提倡的自強自振之風。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碑學書法的如火如荼也就成了必然。當然，碑學書法的真正源頭和成因，更是與清代中期乾嘉學派的蓬勃興起和深入發展，以及書法一道借鑑之學的廣泛被運用直接相關。

根據于右任“牧羊兒自述”一文所言，他在啟蒙時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風貌的冢旁碑碣鐫刻文字。換言之，於氏對於書法的興趣，最初正始於稜角分明的北魏書體。然而不久，在他進入私塾讀經書習詩文時，卻又受到了原本偏好“二王”書體的師長的直接影響並隨之性喜行書。從此，這兩類書體便成了於氏日後心摹手追的主要內容。但畢竟性格使然，直至中年前後，于右任下力最多的，其實還是北魏書法一體。

1909年起，向有政治抱負的于右任，在上海主持創辦“民呼報”、“民籲報”和“民立報”，

並藉此疾呼平等為民請願。彼時於氏正處而立之年，可謂精力充沛鬥志旺盛。同時，也是他著手在魏體書研習領域中朝朝暮暮用功最勤的時期。他曾花費大量精力臨摹過為數可觀的北魏楷書名刻。

由於受到前清訪碑尋勘風氣的影響，在此期間，于右任尋碑搜志的興致可謂空前。他曾四處苦心收集求購六朝碑版墓誌等古代書法遺蹟，反覆揣摩，以深究用筆之道。其中，以獲得《廣武將軍碑》最為喜愛。是碑為前秦碑石，與《鄧太尉祠碑》堪稱當時僅存兩件名刻，往為吳大澄遍求未得之物。為紀念這一巨大收穫，於氏曾以詩歌記錄了當時的喜悅心情：“碑版規模啟六朝，寰宇聲價邁‘二爨’。出土復湮百餘年，金石學者眼為穿。亦猶至寶藏山阿，千年出土光騰射……。”隨著視野的不斷擴大，于右任的此類熱情有增無減，至於氏主持靖國軍時期，他的收藏總量已接近三百件，而北魏墓誌就有八十五件之多。

碑學書法包括歷代碑碣摩崖、造像以及墓誌銘刻石諸種，而在文字表現上，多以真、隸、篆三體為主要形式。其中，秦漢時代以篆隸書為風貌。與大多數習書者相彷彿的是，於氏所書，在此之前雖說亦接近趙孟頫楷體或者帖學一路地任意揮灑，但自從鍾情於鐫刻書跡之後，書風便隨之發生了變化。如前所述，于右任的前期書作，主要根植於碑學書法。準確地說，這一情形集中地體現在於氏以追摹北魏楷體為基本風貌有物可證的是于右任作於1921年的《贈召卿楷書四屏》和1924年的《鄒容墓表》、《張清和墓誌銘》三件作品，此大致可歸屬於彼時於氏模擬北碑然尚未形成個人風貌的早期之作。其中，前者為於氏墨跡，細察之下，其結體雖存晉唐楷帖遺風，但用筆已顯露碑版中明快爽暢的刻勒意味。備見工力的後者，則分明取法於《張猛龍碑》和《龍門二十品造像》的竣健雄恣刀筆互顯的鐫刻之趣。誠然，於氏個人風貌的最終形成，恐怕更和他的原本性格、年齡增長和功力積聚等因素密不可分。以上諸作，不過作為他的整個學書過程的區域性記錄而已。

對於于右任的楷書一體的創作，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先委婉後獷放的表現方式，是出於嚴格地遵循了一條先從六朝墓誌入手，再廣及摩崖、碑碣的有效借鑑途徑。此說自有其根據。從他的前期之作看，無論用筆還是結體，都讓人感受到具有豐腴疏朗獨具一格書寫特徵的北魏普泰元《張黑女墓誌》的鮮明影響。這個現象甚至延續至於右任各個時期的趨於規整一路的行楷書創作模式之中。另外，從於氏的當時書跡看，還可分辨出他的不蹈常式不囿一體的書寫狀況，正來自於他的多種取法之故。他的書作雖通常不具年款，卻無礙人們從筆法、結構及署款習慣來辨別他的各類特性。所以說，于右任在實踐體驗古人遺蹟時的具體方式，是一種不以時代先後、不以文字形態，甚至是不以字型類別為惟一的交叉式活動。換言之，於氏在當初勤於《張黑女墓誌》之時，一定還著手於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他所喜好的各式碑版的研習，這一些，或可從他的傳世作品中覓得資訊。

被于右任盛讚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並”的津門書家王世鏜，為彼時一代章草大家。受其直接影響，中年之後的于右任把書寫興趣投向了草書創作領域，並由帶有章草意味的索靖《月儀帖》和無名氏《出師頌》，逐漸轉至王羲之《蘭亭序》等經典草書之作的臨摹和研究。為深入探究草書藝術和創作之源，並使之為廣大愛好者所熟識所運用，1931年，于右任領頭成立了標準草書社。

于右任身體力行地研究並實踐草書藝術的整個過程，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在這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漫漫歲月當中，於氏曾至陝、甘等地四處考察，從理論上創作上不斷請益問道於多有建樹的王世鏜。在數十年間的臨池生涯裡，鑑於於氏的深刻體驗，由他整理編撰和修訂的《標準草書》一書，從1936年至1958年的22年中，便先後出版了九次之多！至今，滬地老輩人仍能不時拿出好幾個版本的《標準草書》習字帖來。

然而，儘管它有實用的一面，但終究不以其實用為上。

彼時，深受社會影響而竭力鼓吹碑學書法的南海康有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可謂不遺餘力。康有為在性格及經歷上與于右任頗多相象，兩者在草書創作技法表現上，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康氏因無視唐代草書經典以強作姿態甚至霸悍滿紙而不自知的情形，即所謂風格未成反留習氣，比之於氏，更是有過之無不及。若從這一專涉用筆特性的話題引申開去，人們並不陌生的

“四體全能”說，實際上只是一種唯技巧內容、但在創作上意境上始終難能走向極致的理想追求而已。

在中國書法史上，于右任先生無疑是一座時代燈塔。和古往今來的許多書家一樣，雖說於氏創作有著他的侷限性，但歷史賦予他的崇高地位及其廣泛影響，卻無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