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清代長篇小說，吳敬梓所著。此書約在作者30多歲時動筆，將近50歲時才完稿。最初是以抄本在社會上流傳，傳說為50回。吳去世十幾年後，揚州有55回刻本問世，但此本至今未見，現存最早刊本是嘉慶8年（1803年）的臥閒草堂本，共56回，但第56回似為他人所補。光緒年間又有60回石印本，末4回亦似他人所補。現通行人民文學出版社55回本。書中描寫了形形色色的讀書人，作者表面寫明代，實則將雍正、乾隆時代之怪現狀描寫盡致，窮極文士情態。作者首先批判的是科舉考試和八股制度。開篇就寫了兩個科場中人物周進和范進。他們原是淳樸老實人，到50、60歲也未考上秀才，結果是一個一頭撞在貢院號板上幾乎撞死，一箇中了舉人反而高興得發了瘋。他們受科舉制度毒害如此之深，以致喪神失魄，精神失常。另外一些讀書人，頭腦完全被功名利祿所佔有，根本沒有真才實學。張靜齋、湯知縣等在一起談論歷史人物，竟將本朝人劉基的史實都弄錯了。科舉制度還使人們道德敗壞，廉恥喪盡。如匡超人原是一個樸厚之人，靠自己的辛苦勞動維持生活，但考中秀才後就變得虛偽、奸詐、為非作歹；嚴貢生道貌岸然，卻搶別人的豬，霸佔他人田產；虞、餘兩家的舉人進士，不送自己的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節孝祠，反而去送地主豪紳方老六的母親入節孝祠。凡此種種，揭露了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知識分子靈魂的扭曲和道德的淪喪。同時，作品還充分暴露了封建禮教的虛偽和殘酷。嚴監生的小舅王仁是科場出身，因收了嚴監生的200兩銀子，便不顧骨肉之情，慫恿嚴監生在自己的親妹妹王氏嚥氣之前，把妾扶正。王玉輝的女兒要為丈夫殉節，王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援她，結果女兒絕食而死，王仰天大笑曰：“死的好！”作者透過對這些愚昧虛偽、貪婪卑怯的靈魂的描寫，深刻地鞭撻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小說還批判了清代吏治的腐敗，揭露了官吏的昏庸和暴虐，如寫王惠出任南昌太守不久，衙門內便都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彭澤縣令為了表明自己的治內之績，當押船人來控告兩船鹽被劫的時候，他不去追索搶劫犯，反而將舵工打得皮開肉綻。小說深刻揭露了他們貌似清官實為民賊的本質，反映了當時政治的頹敗腐朽。作者在鞭撻這些醜惡靈魂的同時，又透過對正面人物王冕、杜少卿、荊元等人的描寫來寄託自己的理想。這些人正直純正，高潔脫俗，蔑視功名利祿，分別以賣畫、賣文、做裁縫為生，拒絕走科舉仕進的道路，和那些墮落文人形成鮮明的對照。作者還用抒情的筆調，描繪了下層人民中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透露出對這些人物的熱愛和讚美。書中沒有一個貫穿全書的主角，每個故事相對獨立，“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作者用這種方式展示了多層面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在語言上，《儒林外史》以剛勁、犀利、辛辣見長，描寫人物往往只用幾筆就能狀貌傳神，繪聲繪色，情態並茂。尤其在諷刺藝術上，小說超過了前代任何作品。《儒林外史》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它對後世的諷刺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清的譴責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乃至現代魯迅的小說創作，無不從中汲取營養。它和《紅樓夢》都是中國長篇小說趨於成熟的代表之作。
《儒林外史》，清代長篇小說，吳敬梓所著。此書約在作者30多歲時動筆，將近50歲時才完稿。最初是以抄本在社會上流傳，傳說為50回。吳去世十幾年後，揚州有55回刻本問世，但此本至今未見，現存最早刊本是嘉慶8年（1803年）的臥閒草堂本，共56回，但第56回似為他人所補。光緒年間又有60回石印本，末4回亦似他人所補。現通行人民文學出版社55回本。書中描寫了形形色色的讀書人，作者表面寫明代，實則將雍正、乾隆時代之怪現狀描寫盡致，窮極文士情態。作者首先批判的是科舉考試和八股制度。開篇就寫了兩個科場中人物周進和范進。他們原是淳樸老實人，到50、60歲也未考上秀才，結果是一個一頭撞在貢院號板上幾乎撞死，一箇中了舉人反而高興得發了瘋。他們受科舉制度毒害如此之深，以致喪神失魄，精神失常。另外一些讀書人，頭腦完全被功名利祿所佔有，根本沒有真才實學。張靜齋、湯知縣等在一起談論歷史人物，竟將本朝人劉基的史實都弄錯了。科舉制度還使人們道德敗壞，廉恥喪盡。如匡超人原是一個樸厚之人，靠自己的辛苦勞動維持生活，但考中秀才後就變得虛偽、奸詐、為非作歹；嚴貢生道貌岸然，卻搶別人的豬，霸佔他人田產；虞、餘兩家的舉人進士，不送自己的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節孝祠，反而去送地主豪紳方老六的母親入節孝祠。凡此種種，揭露了在科舉制度毒害下，知識分子靈魂的扭曲和道德的淪喪。同時，作品還充分暴露了封建禮教的虛偽和殘酷。嚴監生的小舅王仁是科場出身，因收了嚴監生的200兩銀子，便不顧骨肉之情，慫恿嚴監生在自己的親妹妹王氏嚥氣之前，把妾扶正。王玉輝的女兒要為丈夫殉節，王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援她，結果女兒絕食而死，王仰天大笑曰：“死的好！”作者透過對這些愚昧虛偽、貪婪卑怯的靈魂的描寫，深刻地鞭撻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小說還批判了清代吏治的腐敗，揭露了官吏的昏庸和暴虐，如寫王惠出任南昌太守不久，衙門內便都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彭澤縣令為了表明自己的治內之績，當押船人來控告兩船鹽被劫的時候，他不去追索搶劫犯，反而將舵工打得皮開肉綻。小說深刻揭露了他們貌似清官實為民賊的本質，反映了當時政治的頹敗腐朽。作者在鞭撻這些醜惡靈魂的同時，又透過對正面人物王冕、杜少卿、荊元等人的描寫來寄託自己的理想。這些人正直純正，高潔脫俗，蔑視功名利祿，分別以賣畫、賣文、做裁縫為生，拒絕走科舉仕進的道路，和那些墮落文人形成鮮明的對照。作者還用抒情的筆調，描繪了下層人民中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透露出對這些人物的熱愛和讚美。書中沒有一個貫穿全書的主角，每個故事相對獨立，“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作者用這種方式展示了多層面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在語言上，《儒林外史》以剛勁、犀利、辛辣見長，描寫人物往往只用幾筆就能狀貌傳神，繪聲繪色，情態並茂。尤其在諷刺藝術上，小說超過了前代任何作品。《儒林外史》作為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它對後世的諷刺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清的譴責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乃至現代魯迅的小說創作，無不從中汲取營養。它和《紅樓夢》都是中國長篇小說趨於成熟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