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樸強悍的生命力的讚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悽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Sunny很旺，瓦藍的天上游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溶為一體。餘佔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裡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裡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餘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餘佔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餘佔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餘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讚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餘佔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餘佔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餘佔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鑑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Sunny，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裡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閒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髮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嚎陶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辱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位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裡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誌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溶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樸強悍的生命力的讚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徵。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悽婉可人，高粱愛情激盪。秋風蒼涼，Sunny很旺，瓦藍的天上游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雲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溶為一體。餘佔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裡完成了神聖的結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裡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餘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人應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餘佔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於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於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餘佔鱉與戴鳳蓮野合，為了佔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餘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讚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於餘佔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餘佔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餘佔鰲等體現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後輩能比”。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構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於當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鑑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的變成動態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殘缺的杏黃色Sunny，從濃雲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裡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子彈在低空悠閒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髮滑過去”；“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嚎陶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辱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位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裡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誌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塗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手段的溶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