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神話”概念?現代神話學者為什麼接受了西方的神話概念卻不考慮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相應的概念?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什麼?這是本論文關注的核心。為了弄清原委，本文考察中國現代神話學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問題，主張走出狹隘的現代西方神話概念，站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立場，發現中國古代並非只有神話而沒有神話概念。只不過中國古代人把“神話”稱為遠古歷史而已。他們直接把神話當作歷史，用“歷史”的概念包括了“神話”的概念。 關鍵詞：中國現代神話學 西方神話觀念 侷限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出現很多神話作品，但是一直沒有出現神話的概念。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自從1902年梁啟超第一次使用日本學者發明來用於翻譯英語中myth的“神話”一詞，1903年蔣觀雲在《新民叢報·談叢》發表第一篇神話學論文《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以來，中國現代神話學已經走過了104年的歷史程序。而學者們始終沒有正面思考上述問題。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神話”概念?現代神話學者為什麼接受了西方的神話概念卻不考慮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相應的概念?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什麼?這是本論文關注的核心。為了弄清原委，本文將考察中國現代神話學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問題。 一、 中國現代學者用西方現代神話概念看待中國神話資料 中國現代神話學是順應所謂“新文化運動”而出現的一門學術。晚清時代中國遭受了西方軍事入侵和文化挑戰。為了救亡圖強，為了更新文化，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開始興起西化潮流，大量引入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了神話學，以期建立中國新文化。梁啟超和蔣觀雲都是當時在日本的中國學者。主張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們大多對神話懷有濃厚興趣。新詩人郭沫若欣賞神話，反傳統的魯迅為了利用神話，茅盾為了徹底瞭解歐洲文學而鑽研西方古典神話，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和鄭振鐸為了給中國史學另闢門戶而研究神話。這些學者都是為了建設中國新文化、反對傳統文化而開始研究神話的。所以，中國現代神話學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互相碰撞的產物，而且這種碰撞是在西強中弱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對中國神話學是有著很深影響的。 一般筆者們都把神話理解為“神的故事”。但是，這個來自西方的神話概念並非自古皆然，一成不變的。在古代希臘語中“神話”的意思是關於神祗和英雄的故事和傳說 。當時希臘人並不嚴格區分神話和歷史，他們把英雄神話當作“古史”，並且為神話編定系統，為神話人物編定年譜 。另外，希臘神話主要依靠荷馬史詩儲存下來。在荷馬史詩中，神靈的故事和英雄的傳說也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是，希臘神話故事中，神和人在身份上彼此不能轉換，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公元前三世紀，歐赫麥爾認為宙斯是從現實的人被神化為主神的，看來他也沒有嚴格區分神和人的關係。後來的基督教只承認上帝耶和華是神。為了維持這種一神教信仰，打擊異教，基督徒引用歐赫麥爾理論貶斥異教神靈都是虛構的，這顯示出基督教把神與人的關係做了徹底區分。十八世紀，西方理性主義覺醒，歷史學家開始嚴格區分神話與歷史。所以，在西方現代神話學中，myth的意思一般只包括神祗的故事，而刪除了希臘詞彙中原有的英雄傳說部分。這種做法固然有一定的根據，超自然的神和現實的人之間的確存在差異，但是畢竟過分誇大了希臘神話中神和人之間的差異，同時忽略了古代希臘人把神話看作上古歷史的思想。西方現代神話學的神話概念並不能真正反映希臘神話的實際。當然，有些西方神話學家(例如佛羅依德、列維—斯特勞斯)偶爾也把屬於英雄傳說的希臘故事(例如俄底浦斯王的傳說)也當作神話看待，列維—斯特勞斯就認為：神話與歷史之間的鴻溝並不是固有的和不可逾越的。但是這只是個例。中國學者引入的神話概念通常都只包括“神的故事”，不包括英雄的傳說。只有呂微曾經注意到西方神話學中神話概念的不統一，可惜對此沒有深究。嚴格地說，中國現代神話學引入的神話概念只是西方啟蒙主義運動以後的神話概念，是西方現代神話學根據自己的需要總結古希臘神話作品的結果。 當中國學者學了西方現代神話概念以後，回頭面對中國古代敘事著作的時候，發現中國上古時代的敘事著作主要是歷史文獻，當時沒有荷馬史詩那樣的敘事文學體裁，自然也沒有荷馬史詩中那樣系統完整的神話敘事。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說，中國古代沒有荷馬史詩那樣的敘事詩，這是中國古代缺乏神話的一個重要原因。學者們只能從一些雜史著作和類書(如《山海經》、《風俗通義》、《藝文類聚》等等)中發現所謂的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補天等等超自然故事，並且視之為神話。引入西方現代神話概念，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發現了神話，使華人找到了與西方文化的共同點。這對致力於師法西方文化以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巨大鼓勵，極大刺激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的歷史學家們也特別關注中國上古歷史，他們甚至在正式的歷史敘述中也發現了神話。他們發現，正式的上古史中越是遠古時代的人物(例如盤古、三皇、堯、舜等等)在歷史記錄中出現越晚，由此推定他們是後人編造的。而透過與其他文獻對比，發現這些人物身上往往神性十足，於是推定他們原來都是神話人物。古人十分崇拜的上古史實際上含有大量神話，是所謂“偽造的古史”。古史辨學派藉助於西方現代神話概念，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神聖的歷史觀。神話觀念的引入，對於中國反對傳統文化，建設接近於西方現代文化的中國新文化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上述兩種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化作為標準進行的，其中都隱含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對於以西方文化為榜樣建立新文化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暇反思這個借來的神話概念是否符合希臘神話的事實，在中國使用是否需要對概念做什麼修正的問題的。自然也想不到要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尋找與神話相應的概念。這是和中國神話學建立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是西強中弱的現實的反映。 由於神話概念來自西方，對於中國神話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蔣觀雲《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非常重視神話比較，他認為：印度神話“深玄”，希臘神話“優美”，而中國神話(如盤古化身宇宙萬物)則“最簡枯而乏崇大高秀、莊嚴靈異之致” 。後來中國神話學也一直非常注重神話比較。據不完全統計：到1999年為止，中國有8部著作、341篇論文專門探討中外神話的比較問題 。其中核心是中國神話與西方神話(古希臘、古羅馬神話和北歐神話)的比較。可是，中國的神話比較研究是直接用希臘神話作標準來展開的，從來沒有顧及中國文化的特點。而且，很多學者都是為了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建立新文化而研究神話的，所以根本不會顧及尊重中國古代文化特點的問題。中國神話學者最為關注的是如何讓中國古代神話具有和希臘神話同樣的形態。既消除西強中弱而引起的民族自卑感，滿足民族虛榮心，又建立所謂“新文化”，滿足現代生活的需要。從茅盾到袁珂、張振犁、謝選駿都致力於研究中國神話的體系，其中袁珂積數十年努力最終編成了一部自己理解的中國神話的系統故事彙編——《中國神話傳說》 ，成為常年暢銷的著作。對於神話體系的追求對於現代生活具有正面意義，但是它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立性。 可以想象，用古代希臘記錄在敘事文學體裁(史詩)中的神話直接和中國記錄在歷史著作中的神話進行比較，其結果的公正性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其中最常見的結論有兩個：中國神話零散不繫統、中國神話經過了歷史化改造。由這兩個結論生髮出來的問題更加嚴重。胡適從中國神話零散推論出華夏民族生活艱辛，不善於幻想，無法創作出神話，於是引起魯迅、茅盾的反對;更多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沒有盡到儲存神話的義務。古史辨這個歷史學派對於中國神話學直接的影響就是關於中國古代神話被“歷史化”的結論。現在，中國神話歷史化似乎已經成為神話研究的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連法國的馬伯樂和美國的傑克·波德都用這個觀點解釋問題 。近年才有神話學者懷疑這個結論。而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於神話的“忽視”和“歪曲解釋”就成為破壞神話的罪人。 中國現代神話學是引進西方現代文化的結果，對於中國神話的研究必然是在“中西比較”的眼光下進行的;而西強中弱的現實則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文化為學習的榜樣，於是把西方神話概念為標準來看待中國神話材料，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對待西方神話和中國神話。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漫長曆史中，西方神話及其概念似乎完全籠罩了中國神話學研究。
摘 要：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神話”概念?現代神話學者為什麼接受了西方的神話概念卻不考慮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相應的概念?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什麼?這是本論文關注的核心。為了弄清原委，本文考察中國現代神話學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問題，主張走出狹隘的現代西方神話概念，站在中國古代文化的立場，發現中國古代並非只有神話而沒有神話概念。只不過中國古代人把“神話”稱為遠古歷史而已。他們直接把神話當作歷史，用“歷史”的概念包括了“神話”的概念。 關鍵詞：中國現代神話學 西方神話觀念 侷限 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出現很多神話作品，但是一直沒有出現神話的概念。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自從1902年梁啟超第一次使用日本學者發明來用於翻譯英語中myth的“神話”一詞，1903年蔣觀雲在《新民叢報·談叢》發表第一篇神話學論文《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以來，中國現代神話學已經走過了104年的歷史程序。而學者們始終沒有正面思考上述問題。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神話”概念?現代神話學者為什麼接受了西方的神話概念卻不考慮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相應的概念?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什麼?這是本論文關注的核心。為了弄清原委，本文將考察中國現代神話學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相關問題。 一、 中國現代學者用西方現代神話概念看待中國神話資料 中國現代神話學是順應所謂“新文化運動”而出現的一門學術。晚清時代中國遭受了西方軍事入侵和文化挑戰。為了救亡圖強，為了更新文化，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開始興起西化潮流，大量引入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了神話學，以期建立中國新文化。梁啟超和蔣觀雲都是當時在日本的中國學者。主張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們大多對神話懷有濃厚興趣。新詩人郭沫若欣賞神話，反傳統的魯迅為了利用神話，茅盾為了徹底瞭解歐洲文學而鑽研西方古典神話，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和鄭振鐸為了給中國史學另闢門戶而研究神話。這些學者都是為了建設中國新文化、反對傳統文化而開始研究神話的。所以，中國現代神話學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互相碰撞的產物，而且這種碰撞是在西強中弱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對中國神話學是有著很深影響的。 一般筆者們都把神話理解為“神的故事”。但是，這個來自西方的神話概念並非自古皆然，一成不變的。在古代希臘語中“神話”的意思是關於神祗和英雄的故事和傳說 。當時希臘人並不嚴格區分神話和歷史，他們把英雄神話當作“古史”，並且為神話編定系統，為神話人物編定年譜 。另外，希臘神話主要依靠荷馬史詩儲存下來。在荷馬史詩中，神靈的故事和英雄的傳說也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是，希臘神話故事中，神和人在身份上彼此不能轉換，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公元前三世紀，歐赫麥爾認為宙斯是從現實的人被神化為主神的，看來他也沒有嚴格區分神和人的關係。後來的基督教只承認上帝耶和華是神。為了維持這種一神教信仰，打擊異教，基督徒引用歐赫麥爾理論貶斥異教神靈都是虛構的，這顯示出基督教把神與人的關係做了徹底區分。十八世紀，西方理性主義覺醒，歷史學家開始嚴格區分神話與歷史。所以，在西方現代神話學中，myth的意思一般只包括神祗的故事，而刪除了希臘詞彙中原有的英雄傳說部分。這種做法固然有一定的根據，超自然的神和現實的人之間的確存在差異，但是畢竟過分誇大了希臘神話中神和人之間的差異，同時忽略了古代希臘人把神話看作上古歷史的思想。西方現代神話學的神話概念並不能真正反映希臘神話的實際。當然，有些西方神話學家(例如佛羅依德、列維—斯特勞斯)偶爾也把屬於英雄傳說的希臘故事(例如俄底浦斯王的傳說)也當作神話看待，列維—斯特勞斯就認為：神話與歷史之間的鴻溝並不是固有的和不可逾越的。但是這只是個例。中國學者引入的神話概念通常都只包括“神的故事”，不包括英雄的傳說。只有呂微曾經注意到西方神話學中神話概念的不統一，可惜對此沒有深究。嚴格地說，中國現代神話學引入的神話概念只是西方啟蒙主義運動以後的神話概念，是西方現代神話學根據自己的需要總結古希臘神話作品的結果。 當中國學者學了西方現代神話概念以後，回頭面對中國古代敘事著作的時候，發現中國上古時代的敘事著作主要是歷史文獻，當時沒有荷馬史詩那樣的敘事文學體裁，自然也沒有荷馬史詩中那樣系統完整的神話敘事。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說，中國古代沒有荷馬史詩那樣的敘事詩，這是中國古代缺乏神話的一個重要原因。學者們只能從一些雜史著作和類書(如《山海經》、《風俗通義》、《藝文類聚》等等)中發現所謂的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補天等等超自然故事，並且視之為神話。引入西方現代神話概念，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發現了神話，使華人找到了與西方文化的共同點。這對致力於師法西方文化以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巨大鼓勵，極大刺激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的歷史學家們也特別關注中國上古歷史，他們甚至在正式的歷史敘述中也發現了神話。他們發現，正式的上古史中越是遠古時代的人物(例如盤古、三皇、堯、舜等等)在歷史記錄中出現越晚，由此推定他們是後人編造的。而透過與其他文獻對比，發現這些人物身上往往神性十足，於是推定他們原來都是神話人物。古人十分崇拜的上古史實際上含有大量神話，是所謂“偽造的古史”。古史辨學派藉助於西方現代神話概念，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神聖的歷史觀。神話觀念的引入，對於中國反對傳統文化，建設接近於西方現代文化的中國新文化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上述兩種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化作為標準進行的，其中都隱含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對於以西方文化為榜樣建立新文化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暇反思這個借來的神話概念是否符合希臘神話的事實，在中國使用是否需要對概念做什麼修正的問題的。自然也想不到要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尋找與神話相應的概念。這是和中國神話學建立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是西強中弱的現實的反映。 由於神話概念來自西方，對於中國神話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蔣觀雲《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非常重視神話比較，他認為：印度神話“深玄”，希臘神話“優美”，而中國神話(如盤古化身宇宙萬物)則“最簡枯而乏崇大高秀、莊嚴靈異之致” 。後來中國神話學也一直非常注重神話比較。據不完全統計：到1999年為止，中國有8部著作、341篇論文專門探討中外神話的比較問題 。其中核心是中國神話與西方神話(古希臘、古羅馬神話和北歐神話)的比較。可是，中國的神話比較研究是直接用希臘神話作標準來展開的，從來沒有顧及中國文化的特點。而且，很多學者都是為了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建立新文化而研究神話的，所以根本不會顧及尊重中國古代文化特點的問題。中國神話學者最為關注的是如何讓中國古代神話具有和希臘神話同樣的形態。既消除西強中弱而引起的民族自卑感，滿足民族虛榮心，又建立所謂“新文化”，滿足現代生活的需要。從茅盾到袁珂、張振犁、謝選駿都致力於研究中國神話的體系，其中袁珂積數十年努力最終編成了一部自己理解的中國神話的系統故事彙編——《中國神話傳說》 ，成為常年暢銷的著作。對於神話體系的追求對於現代生活具有正面意義，但是它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立性。 可以想象，用古代希臘記錄在敘事文學體裁(史詩)中的神話直接和中國記錄在歷史著作中的神話進行比較，其結果的公正性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其中最常見的結論有兩個：中國神話零散不繫統、中國神話經過了歷史化改造。由這兩個結論生髮出來的問題更加嚴重。胡適從中國神話零散推論出華夏民族生活艱辛，不善於幻想，無法創作出神話，於是引起魯迅、茅盾的反對;更多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沒有盡到儲存神話的義務。古史辨這個歷史學派對於中國神話學直接的影響就是關於中國古代神話被“歷史化”的結論。現在，中國神話歷史化似乎已經成為神話研究的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連法國的馬伯樂和美國的傑克·波德都用這個觀點解釋問題 。近年才有神話學者懷疑這個結論。而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於神話的“忽視”和“歪曲解釋”就成為破壞神話的罪人。 中國現代神話學是引進西方現代文化的結果，對於中國神話的研究必然是在“中西比較”的眼光下進行的;而西強中弱的現實則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文化為學習的榜樣，於是把西方神話概念為標準來看待中國神話材料，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對待西方神話和中國神話。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漫長曆史中，西方神話及其概念似乎完全籠罩了中國神話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