躉船初創於英國，獲名“storeship”（水上倉庫）。鴉片戰爭前，外國不法商人利用躉船走私鴉片。具體作法是：在中國東南沿海，主要是零丁洋麵，停泊許多大型躉船，英美鴉片商人把鴉片運到躉船貯存，每艘可載鴉片1000箱左右，中國商人憑提單到躉船取貨，自僱快蟹船將煙運回廣州大窖口，然後轉售。隨著鴉片走私的日益氾濫，外國鴉片販子改變做法，自己直接從躉船走私，把鴉片運到岸上交給買主。鴉片戰爭後，上海開阜，躉船雲集在吳淞口外，成為鴉片走私的中轉站。其他4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也在河口處泊有裝載鴉片的躉船。鴉片輸入急劇增加，以上海為例，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輸入16500箱，1857年增加到31907箱。到了1859年，已近60000箱，躉船遂被華人稱之為大毒船。水上城市辛亥革命後，隨著鴉片走私在中國的萎縮，躉船因結構簡單、體型巨大、造價便宜，尤其適合水流平緩的珠江下游流域，而融入了珠江流域的水上都市圈，充當起浮碼頭、浮橋、酒舫、餐廳、遊樂場、貨欄、水上旅館、會所、辦公處等等。民國初年，數以百計的商用躉船遍佈珠江流域，江門、佛山、肇慶、九江、梧州、廣西柳州和南寧等地均見其身影。民國期間，有20多萬人口的西江重鎮梧州，城市發展因受阻兩岸高山，它遂利用形形色色躉船和浮橋，向廣闊江面拓展，開闢出了一片聞名全國的繁華“水上都市”，全城商貿和市民衣食住行的中心都轉移到沿江河堤和水面，被稱為“小香港”。水上學校解放初期，在廣州珠江上，政府利用江上的舊躉船，改裝成三四間“水上學校”（另有幾間在陸上）。這些以舊躉船改成的學校，木梯上落，每層二至三間課室，頂層四邊加圍欄，還辟出了圖書館和“船頂操場”，供孩子們活動。教室以鐵皮作頂，薄板作壁。這些水上學校停靠在船民聚居地帶，學童可就近上學。廣州船民子女首次有了自己的學校。水泥躉船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依然有眾多古舊躉船被利用。在物資缺乏的70年代，水泥躉船都曾被派上用場。水上酒樓20世紀80年代初，珠江水域一些躉船被裝修成“海鮮舫”。其中在廣州大沙頭岸邊，出現了“龍門海鮮舫”，它雕樑畫棟、古香古色，並且是由港商經營，為改革開放後廣州的一道靚麗風景。另外，在番禺大石橋畔，還有一艘龍宮般的“珍寶”水上酒樓。亞運會浮船進入20世紀90年代，曾經輝煌一時的躉船，陸續在珠江河面消失。21世紀初，中國範圍內仍有部分商用、運輸用或其他用途的躉船製造和使用，其中2010廣州亞運會開幕式上，在進入主會場的水面就使用了幾十條長28米的浮躉船，這些躉船是作為花船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