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踐著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後，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輔助秦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大業，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秦朝建立以後，李斯升任丞相。他繼續輔佐秦始皇，在鞏固秦朝政權，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建議秦始皇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又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之後又在統一法律、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為指導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後期，雖然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端化，但是他僅僅是一個提出者，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執行者。並且，此時的李斯，已經徹底蛻變，他寫《督責書》，很大的原因是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時的李斯，已經沒有了“依法治國”的志向。他已經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後期的思想是否應該歸入法家的體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法家的最完全的執行者。

李斯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文上承戰國荀卿，下啟西漢鄒陽、枚乘，不僅佈局謀篇構思嚴密，而且設喻說理縱橫馳騁，既重質實，又饒文采，往往文質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壇上一枝獨秀。　　李斯散文現傳四篇，計為《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上書》。其中作於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諫逐客書》，是傳誦千古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