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第一：上一次《新五代史》點校本是定本式校勘，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版本改字一般都是逕改不出校記；這次是底本式校勘，補充大量的版本校記。第二：上一次出校記的部分其實基本上都是考史，是對歐陽修記載史實錯誤加以糾訂，這次整理，為了和上次點校的尺度相一致，我們在考史的方面也出了不少的校記，特別是對於歐陽修改寫薛史致誤的部分做了比較多的工作，便於讀者的閱讀，某種意義上而言有些校證的味道。

這次修訂，在版本調查上做了比較充分的工作，主要以宋元本為基礎，把可以找到的十種左右宋元本子大都調查過，實際用到了五種以上，這樣有利於正本清源。透過這次修訂，我們也能知道，早期宋元本中的不少文字，與後來通行《新五代史》文字中的文字還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後來因為張元濟百衲本的影印而通行於世的南宋慶元本，其實並不是宋元本的主流。

總體而言，這次《新五代史》的修訂是嚴格地以版本校為基礎的，以宋元本為主，是非常規範的古籍整理工作。

據我所知，民國以來，大陸歷史學界對五代十國的研究，己經積累了很多的成果，不再是僅僅依附於隨唐史或宋元史的偏門領域。

北宋薛居正纂《舊五代史》、歐陽修纂《新五代史》。這兩部書是五代史研究中最基礎的史料。目前，尚有陳垣哲孫陳智超先生主持的“新揖舊五代史”期待有更新成果。

北宋王溥《五代會要》，這是關於北方五代王朝制度方面的重要史料，也是唯一流傳至今的五代政書。且成書於《舊五代史之前》之前，故在史料方面更可信賴一些。

正史、政書之外，其他地方政權也有國別史儲存至今，如北宋馬令《南唐書》、南宋陸游《南唐書》寫南唐政權，北宋錢儼《吳越備史》寫吳越政權，北宋張唐英《蜀檮杌》寫蜀和後蜀政權，北宋周羽翀《三楚新錄》寫三個在古楚地的政權，而北宋不著撰人的《五國故事》和路振的《九國志》，則集中儲存南方諸政權的史料。到清代，更有吳任臣編《十國春秋》和梁廷枬編《南漢書》，不過年代久遠，多據地方誌等二手史料，價值大打折扣。

就這些了，不知是否答而所問？如不如意，請忽略！

五代是一個封建分裂割據的時代，中原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小王朝的相繼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區分裂為吳、南唐、前蜀、後蜀、吳越、楚、閩、南漢、南平、北漢等十國。各個王朝統治的時間都比較短促，用歐陽修的話來說，“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吳世家》），五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嵗，甚者三、四嵗而亡”（《歐陽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論》），出現“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新五代史·序》）。這種局面之所以出現，是由於唐“安史之亂”以後中央集權制度被破壞，地方藩鎮在大地主豪強勢力支援下，擁兵割據，獨霸一方。唐末黃巢農民大起義的革命威力摧毀了唐王朝，沉重打擊了舊的藩鎮割據勢力。但是，黃巢起義最後遭到了失敗。一批在鎮壓起義中形成的軍閥成了新的割據勢力。唐朝滅亡後，他們繼續霸佔一方，互相篡奪攻擊，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五代十國的短暫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於這種分裂割據現象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據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封建道德的敗壞。

在歐陽修看來，五代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亂世”（《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傳論》）。真是“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新五代史卷一七晉家人傳論》）因此，他採取了和編寫新唐書不同的做法。在新唐書中，他重視典章制度，不厭其詳地加以記載，而在新五代史中，由於他認為五代時期“天理幾乎其滅”，是一個“亂極矣”的時代，根本沒有什麼禮樂制度可談，因而他說：“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因此，他除寫了司天考、職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沒有寫。

在編撰體例方面，新五代史改變了舊五代史的編排方法。舊五代史分梁書、唐書等書，一朝一史，各成體系；新五代史則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的先後進行編排。舊五代史不分類編排列傳；新五代史則把列傳分為各朝家人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雜臣傳，等等。

北宋亡後，北方的金政權在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紀》）。至於南方的南宋，由於理學盛行，更是獨尊新五代史。

由於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後於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採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範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干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