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乃重文抑武之典型

宋代的重文抑武是有著歷史原因的。

宋朝可以說經由春秋戰國時期的精英貴族文化、再到漢唐計程車族文化過渡，正式進入了平民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科舉制的影響持續深化，真正為底層階層的人提供了入朝為官的機會，所以才會有那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說法。所以逐漸造就士族和貴族的消失，透過科舉成為士大夫形成文官集團，成為外廷的主力。

當然這也是統治者有意為之，這一時期汲取唐朝安史之亂分裂五代十國以及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教訓，宋朝統治者進一步強化皇權獨尊，弱化士族貴族勢力，控制新形成的文官集團，還加強控制了兵權。實行的募兵制造就養兵而不用，軍隊冗餘，農民賦稅過重；實行更戍法，禁軍基層和總部輪調製度，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識將，將不知兵。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句古話便是出自這一時代。

值得說明的是，類似“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女子無才便是德”這類的古話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落後性，然而卻仍出現於我們當代社會的話語體系中，可以說得上是思想迂腐甚至返古的表現。在敢打必勝的新時代，我們推崇的是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硬氣，時代變了又如何還能用好男不當兵的古話來自我洗腦呢？

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便可見一斑，描述了北宋商業繁花的景象。這一時期北方多戰亂，人口大量流動，為南方帶來技術與勞動力，南方經濟逐漸發展起來，尤其到了南宋遷都到臨安，今杭州，受三面臨敵的緣故，逼著統治者大肆發展海上貿易，也推動了商品貿易的繁榮。

當然還是統治者政策支援為主要原因，由於統治者鼓勵發展工商業經濟，甚至商人與貴族的政治地位可平起平坐。也和統治者沒有窮兵黷武，大肆發展軍事有著一定關係，這都能更好地激勵人民去經商致富。但凡事皆有利弊，也正因為軍事力量薄弱，最後也為元所滅。

宋朝不是不能打仗，而是擅長防禦而拙於進攻。縱觀兩宋與遼、西夏、金、蒙元歷次戰爭，宋軍遭遇的重大失敗多數發生在主動進攻階段——比如進攻遼國的979年高梁河之戰、986年雍熙北伐，進攻西夏的1040年三川口和好水川之戰、1042年定川寨之戰，進攻金國的1206年韓侂冑北伐，均以宋朝失利告終。

但與前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宋軍在境內抵抗對手進攻時卻往往能取得不俗戰績，比如981年挫敗3路南侵遼軍、1004年重挫入侵遼軍後簽訂“澶淵之盟”、1098年擊敗來犯西夏軍隊贏得平夏城保衛戰、1129至1140年先後取得7次對金軍的防禦反擊戰勝利，南宋末年更是創下釣魚城堅守36載力擋蒙元大軍、擊殺蒙古大汗於城下的輝煌紀錄。

所以說，評價宋朝軍力、武功還應客觀對待而非一味褒貶。那麼，宋朝進攻戰敗多勝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除了軍政腐朽、以文制武兵權分散、軍紀敗壞、冗兵現象嚴重、軍人素質較差等原因外，最關鍵的因素恐怕還在於喪失了拱衛中原安全的天然和人工屏障——幽雲十六州、長城天險（宋太祖在世時念念不忘幽燕故地，始終擔憂北方邊患。），以及缺少穩定的優良戰馬來源。

眾所周知，宋朝立國的公元10至13世紀正是北方遊牧民族（具體來講就是騎兵）充當戰爭舞臺主角的歷史時期，儘管北宋初年就發明並推廣使用了火器，但其從技戰術效能上仍無法剋制縱橫馳突的草原鐵騎。北宋官修軍事著作《武經總要》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馬者，兵之用，國之所恃以為險 者也。有國以來，未嘗無馬，國多馬則強，少馬則弱。”

事實也證明，宋軍與擅長進攻且擁有強大騎兵的對手交戰，雖然總兵力多達百萬之眾，卻經常在區域性戰場被集中了優勢兵力的遼、西夏、金、蒙元軍隊殲滅。也正因為如此，宋代給後世留下了武功不彰的負面印象，但實際上論戰績兩宋絲毫不遜於漢唐盛世。

再說宋代經濟繁榮，11至13世紀宋代社會處於深刻轉型期，並呈現出3大特徵——官府放鬆對居民身份控制、城鎮化發展、經濟商品化。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也與宋朝國防形勢有很大關係。兩宋之所以海上貿易空前發達，就是因為北方遊牧民族興起導致傳統陸路商道（通往西域）受阻，故此被迫開拓海上絲綢之路，這與後來歐洲大航海運動興起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且，宋軍擅長防禦戰，正因為屢挫入侵強敵（比如北宋乘勝簽訂“澶淵之盟”和南宋挫敗完顏亮南征），宋朝才能在較長時間內確保中原、江南等核心控制區與財賦重地大體無虞，使得社會生產力得以在相對和平狀態下穩定發展。

宋朝在歷史上還是比較有爭議的，軍事與經濟反差較大，那麼，為什麼經濟發達呢，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

1.政策平等、寬鬆，對商業和技術不限制，義利並重，重視經濟立法

2.經濟體制先進，並且出現了最早的紙幣-交子，繁榮市場經濟

3.文官制度比較成功，其中有不少懂金融的人才

4.海運發達，有龐大的商船隊，海外貿易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