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詩以“望”字貫穿始終。詩題“春望”，就是望春。作者面對大地回春的自然季節而觸景生情，企盼恢復國家安定繁榮的局面。
開頭兩句承接題目，寫春日遠望所見的總印象。國都淪陷，山河依舊，人事全非。“城春”，承“山河在”，都城又迎來了一年一度的春天。“草木深”則接“國破”而言，人民逃難離散，草木任其瘋長，一片荒涼。這兩句都用了轉折法，但上句是逆折，下句是順折，章法顯出變化。“國破”的斷垣殘壁與“城春”的生機蓬勃構成鮮明的對比。這一對比，突出勾畫了長安城淪陷後的破敗景象，寄寓了詩人感時憂國的深沉感慨。宋朝司馬光十分欣賞這一聯：“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言‘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見《溫公續詩話》）
頷聯由遠望收到眼前，把全景推向特寫鏡頭。各注本對這兩句的理解有分歧。焦點在於，究竟是誰“濺淚”，誰“驚心”。一種解釋是詩人自己對花而濺淚，聞鳥而驚心。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句中的主語是“花”，是“鳥”。花因“感時”在濺淚，鳥為“恨別”而驚心。這看似不合理，其實是用了移情法。花、鳥本是自然物，現在由於詩人的特殊心境，把自己的感受移加到它們身上，覺得它們也通人情。花朵含露，是感傷時局在落淚，鳥兒跳躍，是因為生死別離而心緒不寧。這樣寫，比直抒自己內心如何如何，意味更濃郁，效果更強烈。如同說“天地含愁，草木同悲”那樣，寫的就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而是表現當時遭受戰亂之苦的許多人的共同感受。不採用特殊的表現手法，就難以恰切形容。
頸聯又因遠觀、近察，從翹首望轉低頭思，感情也自然地從傷悼國破過渡到思念親人。表現手法上，也就從寓情於景，轉為直抒胸臆了。“連三月”指戰禍延續到三月，即寫本詩的時間。有些注本，說是“指當年的正月、二月和三月”。或說指整個春季。事實上，安史叛亂是前年的十一月開始的，杜甫受困長安也有七八個月了。他說過：“去年潼關破，妻兒隔絕久”（《述懷》），“數州訊息斷，愁坐正書空”（《對雪》）。詩人身陷長安，妻兒、弟妹的生死不明，才發出“家書抵萬金”的慨嘆。解詩太實，往往曲解原意。
本詩先是分頭寫了國破和春來兩種景，接著寫了“感時”和“恨別”兩種情。這裡又以“烽火”承接“感時”，“家書”承接“恨別”，而親人的“別”，正是由於戰亂的“時”造成的。這樣一環扣一環，章法非常嚴密。別林斯基曾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於社會和歷史的土壤裡，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喉舌。”（見《別林斯基論文學》）杜甫在詩中把家愁同國憂交織起來，深刻地表現了正直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休慼相關，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義，正是“沉鬱頓挫”的精神實質。
詩的最後兩句堪稱神來之筆。寥寥十字，使一位愁緒滿懷的白髮老人的形象兀立在讀者眼前。作者望春，並沒有得到到任何快慰，卻為“感時”、“恨別”所困，終至煩躁不安，頻頻抓撓頭髮。儘管詩人這時才四十五歲，但因終日愁情熬煎，頭髮愈來愈少，簡直連簪子也插不上了。從章法上看，這一聯是把前面分別抒寫的“感時”、“恨別”兩種感情統一起來，收結全篇。作者選用搔發這一下意識動作把滿腔的愁情變成了可見可感的生動形象，很自然地引導讀者進入詩的意境，產生共鳴。
本詩格律屬五言仄起式正格。中間兩聯是對仗，詞性、結構，聲調平仄兩兩相對，十分工整。韻腳“深”、“心”、“金”、“簪”，同屬平聲侵部。按現代普通話來唸，聽起來不夠和諧，但從方言中保留的古音來讀，就十分和諧。如客家話的“深”念 qim，“心”念 sim，“金”念 gim，“簪”念 zim，韻母都是“-im”，可見是古今音變的緣故。本詩起句“國破”的“國”屬古入聲。入聲“短促急收藏”，適合於表現激憤、愁涼的感情。因此，本詩一開篇就定下沉鬱頓挫的基調，與“感時”、“恨別”的愁情合拍，進而產生一種深沉的敲擊人心的力量。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也是飽經動亂、歷盡坎坷的，個人的命運與祖國興衰連成一體，所以對本詩很容易引起共鳴。它表現的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代人的家國之痛，而是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那就是愛祖國、愛自己的民族，把個人的命運依附於國家民族的興衰變革之中。因而古今無數有識之士曾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而憂而憤，直至獻出一切。我以為，這正是《春望》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具有“沉鬱頓挫”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
全詩以“望”字貫穿始終。詩題“春望”，就是望春。作者面對大地回春的自然季節而觸景生情，企盼恢復國家安定繁榮的局面。
開頭兩句承接題目，寫春日遠望所見的總印象。國都淪陷，山河依舊，人事全非。“城春”，承“山河在”，都城又迎來了一年一度的春天。“草木深”則接“國破”而言，人民逃難離散，草木任其瘋長，一片荒涼。這兩句都用了轉折法，但上句是逆折，下句是順折，章法顯出變化。“國破”的斷垣殘壁與“城春”的生機蓬勃構成鮮明的對比。這一對比，突出勾畫了長安城淪陷後的破敗景象，寄寓了詩人感時憂國的深沉感慨。宋朝司馬光十分欣賞這一聯：“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言‘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見《溫公續詩話》）
頷聯由遠望收到眼前，把全景推向特寫鏡頭。各注本對這兩句的理解有分歧。焦點在於，究竟是誰“濺淚”，誰“驚心”。一種解釋是詩人自己對花而濺淚，聞鳥而驚心。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句中的主語是“花”，是“鳥”。花因“感時”在濺淚，鳥為“恨別”而驚心。這看似不合理，其實是用了移情法。花、鳥本是自然物，現在由於詩人的特殊心境，把自己的感受移加到它們身上，覺得它們也通人情。花朵含露，是感傷時局在落淚，鳥兒跳躍，是因為生死別離而心緒不寧。這樣寫，比直抒自己內心如何如何，意味更濃郁，效果更強烈。如同說“天地含愁，草木同悲”那樣，寫的就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受，而是表現當時遭受戰亂之苦的許多人的共同感受。不採用特殊的表現手法，就難以恰切形容。
頸聯又因遠觀、近察，從翹首望轉低頭思，感情也自然地從傷悼國破過渡到思念親人。表現手法上，也就從寓情於景，轉為直抒胸臆了。“連三月”指戰禍延續到三月，即寫本詩的時間。有些注本，說是“指當年的正月、二月和三月”。或說指整個春季。事實上，安史叛亂是前年的十一月開始的，杜甫受困長安也有七八個月了。他說過：“去年潼關破，妻兒隔絕久”（《述懷》），“數州訊息斷，愁坐正書空”（《對雪》）。詩人身陷長安，妻兒、弟妹的生死不明，才發出“家書抵萬金”的慨嘆。解詩太實，往往曲解原意。
本詩先是分頭寫了國破和春來兩種景，接著寫了“感時”和“恨別”兩種情。這裡又以“烽火”承接“感時”，“家書”承接“恨別”，而親人的“別”，正是由於戰亂的“時”造成的。這樣一環扣一環，章法非常嚴密。別林斯基曾說：“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於社會和歷史的土壤裡，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喉舌。”（見《別林斯基論文學》）杜甫在詩中把家愁同國憂交織起來，深刻地表現了正直知識分子的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休慼相關，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義，正是“沉鬱頓挫”的精神實質。
詩的最後兩句堪稱神來之筆。寥寥十字，使一位愁緒滿懷的白髮老人的形象兀立在讀者眼前。作者望春，並沒有得到到任何快慰，卻為“感時”、“恨別”所困，終至煩躁不安，頻頻抓撓頭髮。儘管詩人這時才四十五歲，但因終日愁情熬煎，頭髮愈來愈少，簡直連簪子也插不上了。從章法上看，這一聯是把前面分別抒寫的“感時”、“恨別”兩種感情統一起來，收結全篇。作者選用搔發這一下意識動作把滿腔的愁情變成了可見可感的生動形象，很自然地引導讀者進入詩的意境，產生共鳴。
本詩格律屬五言仄起式正格。中間兩聯是對仗，詞性、結構，聲調平仄兩兩相對，十分工整。韻腳“深”、“心”、“金”、“簪”，同屬平聲侵部。按現代普通話來唸，聽起來不夠和諧，但從方言中保留的古音來讀，就十分和諧。如客家話的“深”念 qim，“心”念 sim，“金”念 gim，“簪”念 zim，韻母都是“-im”，可見是古今音變的緣故。本詩起句“國破”的“國”屬古入聲。入聲“短促急收藏”，適合於表現激憤、愁涼的感情。因此，本詩一開篇就定下沉鬱頓挫的基調，與“感時”、“恨別”的愁情合拍，進而產生一種深沉的敲擊人心的力量。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也是飽經動亂、歷盡坎坷的，個人的命運與祖國興衰連成一體，所以對本詩很容易引起共鳴。它表現的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代人的家國之痛，而是概括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那就是愛祖國、愛自己的民族，把個人的命運依附於國家民族的興衰變革之中。因而古今無數有識之士曾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而憂而憤，直至獻出一切。我以為，這正是《春望》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具有“沉鬱頓挫”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