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羋姓(普通話拼音讀作mǐ),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有爭議),從一個附庸小國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強國。前704年,楚君熊通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戰事。透過戰爭,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楚,又稱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國君為羋姓(普通話拼音讀作mǐ),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長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楚國由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地開始,居楚地丹陽(今湖北秭歸,有爭議),從一個附庸小國逐漸變成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強國。前704年,楚君熊通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處中國南方,故而楚國與中原的華夏各諸侯經常發生戰事。透過戰爭,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國先後吞併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楚國的族源 大致可分為五說: 華夏說 苗蠻即上著說 東夷說 西方民族說 民族融合說 參閱 楚國的族源 楚文化 語言 在春秋時代,楚語和中原語言之間有明顯的區別。楚國的官名和其他諸侯國不同:楚國宰相叫令尹,司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傳·宣公五年》還記載春秋時代楚語的兩個特殊詞語: 於菟wūtú(上古漢語發音為 aa-laa)為“老虎”(有人懷疑可能和緬甸語 ""kla""“老虎”有關) 谷為“哺乳”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兩個詞的意思,是因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鬥谷於菟,《左傳》對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釋。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話:“楚言而出”(今譯:“他們講楚語就撤退了”),證明當時的楚語和中原的語言不能通話。 在戰國時代,屈原楚辭的詞彙也顯示出楚國語言的特點。 楚國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約前740年至前690年)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 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闢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華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 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 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餘 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 苦奮鬥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闢疆土,甘苦 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 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 的事蹟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 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公元前740年東周 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 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楚國“結舊好於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可憐兮兮的,流 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 夷越的“首領”地位。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 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 長的時間。楚國在秦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 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 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兩軍戰於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 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於晉,晉、楚兩國爆發城 濮之戰。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 打敗了強大的楚軍,挫傷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 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而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 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 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 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 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吳,滅蔡,後來又滅 越,成為席捲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併的 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蘇等地。《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裡。”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 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 三百餘,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 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 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 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 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透過兼併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侷促于丹陽一隅的“蠻夷”之 邦,透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裡”的戰國時代最大之 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 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 因。所謂“楚人”,非但羋姓一族。楚人的上層統治者,即屈 原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西北方的夏人後裔, 本為遊牧民族,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於丹陽一帶。江、 漢之間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與土著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說:“此土著之民族,自歷史發展論之,當 即《堯典》‘竄三苗於三危’之苗民。此時其主要部分,當已 隨時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則當為屈子所謂之‘南人’、 ‘南夷’,為三苗沿途遺在沅湘辰漵間者。”” 從周代的情況 來看,江漢沅湘一帶的土著居民相當複雜,除了三苗及其遺 民之外,“還有越、濮、巴三族。他們是從不同的地方遷徙到 這裡來的”。先民的遷徙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現比較發達的農業以前,遷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獵、採 集、遊牧以及刀耕火種式的原始農業,都要求在不斷的遷徙 中尋求較好的生產和生活場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謀 發展,更是要求遷徙的原因。同族之間的“不相能”,近親族 之間的矛盾鬥爭以及不同部族之間的戰爭,都會引起大規 模的遷徙。 從土著居民的構成來說,可能還不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蠻”,即南中國的諸多部族和民 族。他們在羋氏之族的統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稱為“荊 蠻”的強大的楚民族,並建立了日益強大的楚國。楚武王前 後,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楚國就完成了對江漢地區許多 姬姓小國的兼併和佔領,造成“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的 局面。後來終於統一了長江流域,吞併了吳越,並以咄咄逼 人之勢,不斷問鼎中原.不斷兼併中原各國。在兼併戰爭不 斷取勝的過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斷地在更大的範 圍內得以實現。 楚人英勇善戰,視死如歸,具有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 即使戰死疆場,馬革裹屍,也視為光榮和自豪。屈原《國殤》 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歌頌:“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與剛強英武的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 的胸懷。楚國吞併瞭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 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 <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 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 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 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 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 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 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 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 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 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 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