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就其源流而言，最早見於“詩言志，歌永言”等類觀念之中，詩是最早形成的文學形式，故早期的文學理論出現在詩論中是很自然的。隨著文化的進步，漢文字的逐漸形成並被廣泛使用，出現了“文”和“文章”的概念，雖然這是對各種文字表現的作品的泛稱，但其中也包含有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的內容，那就是要求文章內容的充實與文字的華美，“文質彬彬”的概念，已被引入文學批評之中。但當時的文學觀念還是一種泛文學觀，還沒有接近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文學”的有明確規定性的概念。在先秦兩漢時代，由於多種文體已經形成，詩歌和散文、文和史的派別，已日趨明顯，所以，具有藝術性的美文和哲學、歷史一類文章的差別，亦已逐漸被人們認識，這才出現了魯迅先生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的“自覺”。
2、凡是屬於文學的作品，總是具有其最基本的特徵：形象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鮮明地抒發思想感情，優美的語言文字表達。而作家的主體創造性和個性化的表現是其最主要的特點。這些觀念當然是我們現在的認識，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亦已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和理論表述。無疑，它們都屬於古代文學理論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等等，看作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代表性著作。關於《文賦》，我把它看作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篇較完整的文學理論提綱，我在《關於〈文賦〉的幾個問題》［1］中曾說：
/k《文賦》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前的一篇唯一的較完整的文學創作專論。……《文賦》中的若干理論，反映了中國文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此，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主要表現在：第一，魏晉時期，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已有了新的發展，文學已經開始和經史學術著作區別開來，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物件，已逐步從廣義的文學（包括一切書面著作）縮小到接近於我們今天說的“文學”的範疇。……第二，就內容而言，《文賦》特別強調“緣情”、“體物”，這和兩漢以前的文人片面強調言志見道是不同的。文學作品不是學術論著，它更多的富有感情色彩和具體形象的特徵；“緣情”和“體物”應該說是當時人們對文學特徵認識的重要標誌。第三，由於對文學的藝術特徵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對文學的藝術性以及形式技巧方面，也引起人們的重視而加以研究。^/
至於《文心雕龍》中所闡述的理論觀念， 則更趨明確並更為理論化和系統化了。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梁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及《文選序》，這部選集所選作品，已明確地把經、史、子各類著作排除在外，所選的作品，基本上是中國古代屬於文學範疇的作品，這是當時文學觀念轉變的最明顯的標誌。尤其難得的是，《文選序》中十分明確地表明瞭他們的文學觀念：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都是“以立意為宗，不以解文為本”，故不選；至於那些“事異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的辯駁性文章和記事系年性的史書，都一律不選。所選的作品，應符合“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特別是“沉思”和“翰藻”這兩條，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對美文學的高度概括，是對文學的藝術特色的基本要求。如果，我們把西方的文學理論概念作為參照系去審視，那麼，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也有相通之處，但“沉思”“翰藻”之論，畢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自己的理論，而不是外來的理論模式的演繹。
1、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就其源流而言，最早見於“詩言志，歌永言”等類觀念之中，詩是最早形成的文學形式，故早期的文學理論出現在詩論中是很自然的。隨著文化的進步，漢文字的逐漸形成並被廣泛使用，出現了“文”和“文章”的概念，雖然這是對各種文字表現的作品的泛稱，但其中也包含有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的內容，那就是要求文章內容的充實與文字的華美，“文質彬彬”的概念，已被引入文學批評之中。但當時的文學觀念還是一種泛文學觀，還沒有接近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文學”的有明確規定性的概念。在先秦兩漢時代，由於多種文體已經形成，詩歌和散文、文和史的派別，已日趨明顯，所以，具有藝術性的美文和哲學、歷史一類文章的差別，亦已逐漸被人們認識，這才出現了魯迅先生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的“自覺”。
2、凡是屬於文學的作品，總是具有其最基本的特徵：形象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鮮明地抒發思想感情，優美的語言文字表達。而作家的主體創造性和個性化的表現是其最主要的特點。這些觀念當然是我們現在的認識，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亦已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和理論表述。無疑，它們都屬於古代文學理論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等等，看作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代表性著作。關於《文賦》，我把它看作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篇較完整的文學理論提綱，我在《關於〈文賦〉的幾個問題》［1］中曾說：
/k《文賦》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前的一篇唯一的較完整的文學創作專論。……《文賦》中的若干理論，反映了中國文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此，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主要表現在：第一，魏晉時期，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已有了新的發展，文學已經開始和經史學術著作區別開來，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物件，已逐步從廣義的文學（包括一切書面著作）縮小到接近於我們今天說的“文學”的範疇。……第二，就內容而言，《文賦》特別強調“緣情”、“體物”，這和兩漢以前的文人片面強調言志見道是不同的。文學作品不是學術論著，它更多的富有感情色彩和具體形象的特徵；“緣情”和“體物”應該說是當時人們對文學特徵認識的重要標誌。第三，由於對文學的藝術特徵有了一定的認識，因此對文學的藝術性以及形式技巧方面，也引起人們的重視而加以研究。^/
至於《文心雕龍》中所闡述的理論觀念， 則更趨明確並更為理論化和系統化了。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梁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及《文選序》，這部選集所選作品，已明確地把經、史、子各類著作排除在外，所選的作品，基本上是中國古代屬於文學範疇的作品，這是當時文學觀念轉變的最明顯的標誌。尤其難得的是，《文選序》中十分明確地表明瞭他們的文學觀念：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都是“以立意為宗，不以解文為本”，故不選；至於那些“事異篇章”、“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的辯駁性文章和記事系年性的史書，都一律不選。所選的作品，應符合“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特別是“沉思”和“翰藻”這兩條，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對美文學的高度概括，是對文學的藝術特色的基本要求。如果，我們把西方的文學理論概念作為參照系去審視，那麼，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也有相通之處，但“沉思”“翰藻”之論，畢竟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自己的理論，而不是外來的理論模式的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