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顯示，在市場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但其中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如土地的浪費、城市的無序建設、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汙染等。這些都需要政府加強引導與管理。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的作用將逐步淡化，由主導向引導轉變，民營經濟可以成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市場機制的作用決定了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城鄉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互為動力、共同發展的，但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二者互動發展的特徵有所不同。在工業化、城市化中期，二者互動發展的特徵最為明顯。此時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加強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強化城市、城鎮發展的產業支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揮城市功能，帶動工業化發展。必須保證城市與鄉村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保證城鄉之間的流通渠道暢通，透過市場調節達到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中國農業在改革開放前後，都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積累，作出了巨大貢獻，而農業本身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低的產業，需要工業支援。 在轉型期，多種投資主體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但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如農業用地與工業、城建用地的矛盾，資源的過度開採，城市人口規模偏小而土地規模大，等等。在選擇城市化道路時，要從過去城市化外延擴張向內涵提高的集約型轉變，從城市數量的增加向城市質量的提高轉變，完善土地市場，強化礦產資源管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協調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走集約型、可持續的城市化道路。 中國是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GDP保持了9%左右的持續高速增長，但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化、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的問題。同時，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存在明顯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供求總量上，而且表現在供求結構上。解決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全域性。重點是要透過相關政策或措施，達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求均衡，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建立一個有宏觀調控和微觀管理的勞動力人口流動體制。 中國地域寬廣，區域差別大，城市化不可能按某一個模式來發展。從城市規模看，在東部地區，小城市、小城鎮發展比較有活力，對城市化的貢獻較大，同時沿海、沿江跨省區的城市群、城市帶發展也很有特點、有規模，集中型與分散型城市化方式並存；在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尤其是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城市化發展的核心，適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體到每個省（區、市），發展模式又會有所差別。從城市職能看，走多種產業推動型道路，有的城市發展比較成熟，製造業等生產性企業外遷，金融業、房地產業、中介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逐漸成為城市發展的主流；有的城市剛剛起步，尤其是小城市，製造業發展還是支撐城市的經濟基礎，需要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足以透過乘數效應，使人口規模達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門檻，才能推動城市相應功能的完善，成為商業中心、資訊中心、教育文化中心等。也有一些城市，藉助於交通樞紐地位，或是傳統商貿中心優勢，或是旅遊資源，透過第三產業的發展推動城市發展。 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涉及產業發展、城市發展、鄉村發展、生產要素流動、區域發展等,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來推動。城市化的核心是在產業演進中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市轉移，這涉及非農就業崗位的大量提供。應在產業政策上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既要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又能提升產業發展水平；要加快城市、城鎮對鄉村人口的容納、承載能力；促進鄉村發展與生存環境的改善；完善生產要素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的政策；採取適合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區域政策，等等。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顯示，在市場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但其中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如土地的浪費、城市的無序建設、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汙染等。這些都需要政府加強引導與管理。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的作用將逐步淡化，由主導向引導轉變，民營經濟可以成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市場機制的作用決定了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城鄉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是互為動力、共同發展的，但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二者互動發展的特徵有所不同。在工業化、城市化中期，二者互動發展的特徵最為明顯。此時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加強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強化城市、城鎮發展的產業支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揮城市功能，帶動工業化發展。必須保證城市與鄉村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保證城鄉之間的流通渠道暢通，透過市場調節達到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中國農業在改革開放前後，都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積累，作出了巨大貢獻，而農業本身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相對低的產業，需要工業支援。 在轉型期，多種投資主體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但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如農業用地與工業、城建用地的矛盾，資源的過度開採，城市人口規模偏小而土地規模大，等等。在選擇城市化道路時，要從過去城市化外延擴張向內涵提高的集約型轉變，從城市數量的增加向城市質量的提高轉變，完善土地市場，強化礦產資源管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協調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走集約型、可持續的城市化道路。 中國是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GDP保持了9%左右的持續高速增長，但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化、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的問題。同時，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存在明顯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供求總量上，而且表現在供求結構上。解決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全域性。重點是要透過相關政策或措施，達到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求均衡，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建立一個有宏觀調控和微觀管理的勞動力人口流動體制。 中國地域寬廣，區域差別大，城市化不可能按某一個模式來發展。從城市規模看，在東部地區，小城市、小城鎮發展比較有活力，對城市化的貢獻較大，同時沿海、沿江跨省區的城市群、城市帶發展也很有特點、有規模，集中型與分散型城市化方式並存；在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尤其是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城市化發展的核心，適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體到每個省（區、市），發展模式又會有所差別。從城市職能看，走多種產業推動型道路，有的城市發展比較成熟，製造業等生產性企業外遷，金融業、房地產業、中介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逐漸成為城市發展的主流；有的城市剛剛起步，尤其是小城市，製造業發展還是支撐城市的經濟基礎，需要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足以透過乘數效應，使人口規模達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門檻，才能推動城市相應功能的完善，成為商業中心、資訊中心、教育文化中心等。也有一些城市，藉助於交通樞紐地位，或是傳統商貿中心優勢，或是旅遊資源，透過第三產業的發展推動城市發展。 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涉及產業發展、城市發展、鄉村發展、生產要素流動、區域發展等,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來推動。城市化的核心是在產業演進中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市轉移，這涉及非農就業崗位的大量提供。應在產業政策上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既要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又能提升產業發展水平；要加快城市、城鎮對鄉村人口的容納、承載能力；促進鄉村發展與生存環境的改善；完善生產要素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的政策；採取適合不同城市化模式的區域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