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包(sachet)，古代稱“香囊”，亦稱“佩帷”、“容臭”、“香袋兒”、“荷包”，慶陽俗稱“絀絀”或“耍活”。它是用彩色絲線在綵綢上繡製出各種內涵古老神奇、博大精深的圖案紋飾，縫製成形狀各異、大小不等的小繡囊，內裝用多種濃烈芳香氣味的中草藥研製的細末，以作節令誌慶、生活實用和觀賞品玩用。
慶陽香包刺繡起源於古黃帝時代，初創於岐伯之手，發展於秦漢唐宋年代，成熟於明清時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既粗獷豪放，又精細纖麗；既濃烈嬌豔，又清純素雅；既是大寫意，又是純工筆。其構圖簡潔明快，寓意傳統古老；色彩大紅大綠，過度跨越色譜；繡面厚實沉重，形態稚拙傳神。繡工細密精整，針腳平齊如畫；針法豐富多變，品種千姿百態。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名民俗學家靳之林在看過慶陽的香包之後大發感慨：“我考察過全國的香包，好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慶陽，一個是雲南。相比之下，慶陽，特別是慶陽的正寧香包是最好的。”
2002年，老一輩革命家薄一波親筆題詞：“慶陽香包甲天下。”
香包不是一隻單純的繡品，讓我們站在歷史和現代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香包的製作歷史、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香包，古稱香囊，亦稱佩幃、容臭。其製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屈原《離騷》中有“扈江籬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江離、辟芷、秋蘭均為香草。紉，乃連綴之意。佩即佩幃，在這裡既指香包，也含佩帶之意。全句的意思是把裝滿香草的佩幃帶在身上。這說明香包早在屈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已是一種飾物了。
漢代《禮記》有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陪容臭”。容臭即香包，說明漢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
到了唐宋時期，香囊逐漸成為仕女、美人的專用品。而男官吏們則開始佩戴荷包了。有的官吏上朝時乾脆把荷包綴於朝服之上。當然，那時的荷包與香包不完全一樣，香包裡主要裝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盛手巾細物”的。這與前不久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手包型“千歲香包”比較吻合。
至清代，香囊已成為愛情的信物了。《紅樓夢》第十七回寶玉與黛玉之間的一次“鬧彆扭”便是由送荷包引發的。
而歷史演化到近代，香包則多半用於民間端午節的贈品，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驅惡避邪的。
再看香包的圖案，以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千歲香包”為例，選用變形的梅花、荷花及纏枝花為刺繡紋飾圖案，是按照佛教淨土的教義設計的，其寓意是把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淨土”，因為變形梅花從唐代起就作為佛胸前的吉祥標誌。
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們向佛塔敬獻這種香包，完全是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誠意。
從中國民間現存清代以來的香包看，大多數以花卉和動物為主圖，以隱喻象徵等手法表達各種情感寄託和美好向往。比方，用雙魚、雙蝶、蛟龍等象徵兩性相愛、交合、生育；用蓮花、荷花、牡丹、梅花等喻意女性；用登梅的喜鵲、採花的蜜蜂隱喻男性；松鶴象徵長壽、石榴象徵多子；而利用漢字的諧音做比喻者更是隨處可見：送給新婚夫婦的“早生貴子”（棗兒、花生、桂圓、蓮子組合圖案）；送給長壽老人的“耄耋童趣”（以貓和蝴蝶戲牡丹組合圖案，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送給小孩的“福壽娃娃”（以憨態十足的娃娃為主體，周圍環繞蝙蝠、桃子組圖，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壽）……
翻開這一層層厚重的文化積澱，面對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畫卷，展示在我們面前的盡都是古樸而又拙巧、原始而又鮮活的藝術瑰寶。其實，這才是揭示人性慾望的藝術；表達思想信仰的藝術；展示生命活力的藝術。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大眾文化、人性文化。
荷包是中國傳統服飾中，人們所隨身佩帶的一種裝零星物品的小包。荷包的造型有圓形、橢圓形、方形、長方形，也有桃形、如意形、石榴形等；荷包的圖案有繁有簡，花卉、鳥、獸、草蟲、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語、詩詞文字都有，裝飾意味很濃。
現代粵語中常用荷包指代錢包。 因古人衣服沒有口袋，一些必須隨身攜帶的物品（如毛巾、印章及錢幣等），只能貯放在這種袋裡。最早的荷囊，在使用時既可手提，又可肩背，所以也稱“持囊”或稱“挈囊”。以後漸漸覺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才將它掛在腰際，並形成一種習俗，俗謂“旁囊”。製作荷囊的材料，一般多用皮革，故又有“囊”之稱。如新疆鄯善蘇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以羊皮為之，呈長方形，長6.7釐米，寬3.7釐米，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帶，以備掛佩。現存最早的囊實物，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
漢代以後沿襲其俗，《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曹瞞傳》：“（曹）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細物。”《晉書·鄧攸傳》也記載：鄧攸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囊。由此可見，魏晉時期不論男女，身邊都佩有囊。在囊上飾有獸頭紋樣，也稱“獸頭囊”。這種飾有獸頭紋樣的囊形象，在山東沂南一漢墓畫像石上還可以看到：中室北壁的東段，畫分上下兩格，皆刻人物故事。下格中的兩人皆戴著布紋的帽子，用帶結於頭後，衣袖皆捲起，腰束帶。其中左邊一人加束革帶，從右腰革帶垂下一虎頭紋佩囊，佩囊比較大，做工也精緻，還繡有花邊。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畫有相同的一荷包，不同的是人物佩帶的方向不一樣，是從左腰革帶垂下一虎頭紋佩囊。
至南北朝時，佩囊制度正式確立，人們所佩的囊，並非全用皮製，也有用絲織物做成的，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稱。《隋書·禮儀志六》：“（北朝）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彩縷，七、八、九品彩縷，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合佩囊及爪。”至隋代則專施於良娣以下命婦，以別嬪妃的獸頭囊。《 隋書·禮儀志七》：“良娣，鞠衣之服，銀印鈕，文如其職。佩採玉，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囊。餘同世婦。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銅印環鈕，文如其職。佩水蒼玉，艾綬……獸爪囊。” 獸爪囊，囊之一種，簡稱“獸爪”或“爪”，是織有獸爪紋樣的小型佩囊，北朝官吏常佩於腰際以盛印綬。
唐代放官印、魚符（龜符）的佩袋與裝細物的佩囊分開使用，據《朝野僉載》記載：“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刀礪袋，魚形袋，新、舊《唐書》稱之為“魚袋”、“蹀躞七事”。“七事”即佩刀、刀子、礪石、契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物。蹀躞七事應是後來的“七事荷包”（《歧路燈》第七十八回）的前稱。唐代婦女尤其喜歡佩帶荷包。荷包大多為圓形，上有不同的紋樣。佩掛囊的婦女形象，大多身穿胡服，腰束革帶，打扮成西域婦女的形象，但腰部一般都有佩掛的荷囊，如西安南里王村韋墓線雕石刻、唐李重潤墓和李賢墓壁畫中的侍女。
唐代許多少數民族都有佩帶荷囊的習俗，如敦煌壁畫中唐第158窟的《各國王子舉哀圖》中，便能清楚地看到有兩個少數民族人物的腰上掛有荷囊，而且所製作的荷囊都很有特色。如第一排中的單腿跪地、正作割鼻狀者，其左腰上掛一心形荷包，看上去就像是一朵雲彩。第二排中雙手用刀插胸者的左腰上掛一花腰形荷包，顏色為白底湖藍色邊。這兩個荷包看上去都非常精緻，做工非常考究。唐代畫家閻立本《步輦圖》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帶的荷囊，也反映了當時的習俗。
據考，唐宋時期作為飾物隨身帶的“魚袋”、“龜袋”還多是盛物的口袋。荷包成為珍貴佩飾物當緣始於唐代。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降誕》：“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誕日為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杜牧《過勤政樓》詩：“千秋令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承露囊，即荷包，由眼明囊演變而來（眼明囊之俗：古俗農曆八月初一凌晨，婦女以彩帛之囊盛裝樹木花草上的露水，相傳以此洗眼，能使人一年之內保持目明）。百官獻囊名曰“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仿製為節日禮品相饋贈，用作佩飾，男女常佩於腰間以盛雜物。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89窟壁畫中，有畫於公元6～7世紀的一身龜茲貴族供養人影象，其腰部束帶，上掛短刀，同時佩帶雞心形荷囊。該圖現存德國柏林。
敦煌五代第409窟東壁《回鶻王禮佛圖》中，回鶻王腰帶上也掛有很多東西，其中所掛的荷包造型別致，像葫蘆型，但上口呈喇叭狀，底部呈圓形，上大下小。顏色為白色，可能是褪色所致。同時期、造型相同的荷包在榆林窟第39窟甬道里也有，同樣見於回鶻貴族禮佛圖中。
又如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9窟供養人影象中，八身回鶻供養人的右側均從腰帶上垂下一荷囊，荷囊的最上端有一珠子。荷囊的樣式和大小都相同，但色彩不一。這幅畫現存德國柏林。
香包(sachet)，古代稱“香囊”，亦稱“佩帷”、“容臭”、“香袋兒”、“荷包”，慶陽俗稱“絀絀”或“耍活”。它是用彩色絲線在綵綢上繡製出各種內涵古老神奇、博大精深的圖案紋飾，縫製成形狀各異、大小不等的小繡囊，內裝用多種濃烈芳香氣味的中草藥研製的細末，以作節令誌慶、生活實用和觀賞品玩用。
慶陽香包刺繡起源於古黃帝時代，初創於岐伯之手，發展於秦漢唐宋年代，成熟於明清時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既粗獷豪放，又精細纖麗；既濃烈嬌豔，又清純素雅；既是大寫意，又是純工筆。其構圖簡潔明快，寓意傳統古老；色彩大紅大綠，過度跨越色譜；繡面厚實沉重，形態稚拙傳神。繡工細密精整，針腳平齊如畫；針法豐富多變，品種千姿百態。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名民俗學家靳之林在看過慶陽的香包之後大發感慨：“我考察過全國的香包，好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慶陽，一個是雲南。相比之下，慶陽，特別是慶陽的正寧香包是最好的。”
2002年，老一輩革命家薄一波親筆題詞：“慶陽香包甲天下。”
香包不是一隻單純的繡品，讓我們站在歷史和現代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香包的製作歷史、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香包，古稱香囊，亦稱佩幃、容臭。其製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屈原《離騷》中有“扈江籬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江離、辟芷、秋蘭均為香草。紉，乃連綴之意。佩即佩幃，在這裡既指香包，也含佩帶之意。全句的意思是把裝滿香草的佩幃帶在身上。這說明香包早在屈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已是一種飾物了。
漢代《禮記》有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纓皆陪容臭”。容臭即香包，說明漢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
到了唐宋時期，香囊逐漸成為仕女、美人的專用品。而男官吏們則開始佩戴荷包了。有的官吏上朝時乾脆把荷包綴於朝服之上。當然，那時的荷包與香包不完全一樣，香包裡主要裝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盛手巾細物”的。這與前不久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手包型“千歲香包”比較吻合。
至清代，香囊已成為愛情的信物了。《紅樓夢》第十七回寶玉與黛玉之間的一次“鬧彆扭”便是由送荷包引發的。
而歷史演化到近代，香包則多半用於民間端午節的贈品，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驅惡避邪的。
再看香包的圖案，以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千歲香包”為例，選用變形的梅花、荷花及纏枝花為刺繡紋飾圖案，是按照佛教淨土的教義設計的，其寓意是把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淨土”，因為變形梅花從唐代起就作為佛胸前的吉祥標誌。
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們向佛塔敬獻這種香包，完全是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誠意。
從中國民間現存清代以來的香包看，大多數以花卉和動物為主圖，以隱喻象徵等手法表達各種情感寄託和美好向往。比方，用雙魚、雙蝶、蛟龍等象徵兩性相愛、交合、生育；用蓮花、荷花、牡丹、梅花等喻意女性；用登梅的喜鵲、採花的蜜蜂隱喻男性；松鶴象徵長壽、石榴象徵多子；而利用漢字的諧音做比喻者更是隨處可見：送給新婚夫婦的“早生貴子”（棗兒、花生、桂圓、蓮子組合圖案）；送給長壽老人的“耄耋童趣”（以貓和蝴蝶戲牡丹組合圖案，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送給小孩的“福壽娃娃”（以憨態十足的娃娃為主體，周圍環繞蝙蝠、桃子組圖，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壽）……
翻開這一層層厚重的文化積澱，面對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畫卷，展示在我們面前的盡都是古樸而又拙巧、原始而又鮮活的藝術瑰寶。其實，這才是揭示人性慾望的藝術；表達思想信仰的藝術；展示生命活力的藝術。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大眾文化、人性文化。
荷包是中國傳統服飾中，人們所隨身佩帶的一種裝零星物品的小包。荷包的造型有圓形、橢圓形、方形、長方形，也有桃形、如意形、石榴形等；荷包的圖案有繁有簡，花卉、鳥、獸、草蟲、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語、詩詞文字都有，裝飾意味很濃。
現代粵語中常用荷包指代錢包。 因古人衣服沒有口袋，一些必須隨身攜帶的物品（如毛巾、印章及錢幣等），只能貯放在這種袋裡。最早的荷囊，在使用時既可手提，又可肩背，所以也稱“持囊”或稱“挈囊”。以後漸漸覺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才將它掛在腰際，並形成一種習俗，俗謂“旁囊”。製作荷囊的材料，一般多用皮革，故又有“囊”之稱。如新疆鄯善蘇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以羊皮為之，呈長方形，長6.7釐米，寬3.7釐米，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帶，以備掛佩。現存最早的囊實物，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
漢代以後沿襲其俗，《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曹瞞傳》：“（曹）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細物。”《晉書·鄧攸傳》也記載：鄧攸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囊。由此可見，魏晉時期不論男女，身邊都佩有囊。在囊上飾有獸頭紋樣，也稱“獸頭囊”。這種飾有獸頭紋樣的囊形象，在山東沂南一漢墓畫像石上還可以看到：中室北壁的東段，畫分上下兩格，皆刻人物故事。下格中的兩人皆戴著布紋的帽子，用帶結於頭後，衣袖皆捲起，腰束帶。其中左邊一人加束革帶，從右腰革帶垂下一虎頭紋佩囊，佩囊比較大，做工也精緻，還繡有花邊。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畫有相同的一荷包，不同的是人物佩帶的方向不一樣，是從左腰革帶垂下一虎頭紋佩囊。
至南北朝時，佩囊制度正式確立，人們所佩的囊，並非全用皮製，也有用絲織物做成的，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稱。《隋書·禮儀志六》：“（北朝）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彩縷，七、八、九品彩縷，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合佩囊及爪。”至隋代則專施於良娣以下命婦，以別嬪妃的獸頭囊。《 隋書·禮儀志七》：“良娣，鞠衣之服，銀印鈕，文如其職。佩採玉，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囊。餘同世婦。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銅印環鈕，文如其職。佩水蒼玉，艾綬……獸爪囊。” 獸爪囊，囊之一種，簡稱“獸爪”或“爪”，是織有獸爪紋樣的小型佩囊，北朝官吏常佩於腰際以盛印綬。
唐代放官印、魚符（龜符）的佩袋與裝細物的佩囊分開使用，據《朝野僉載》記載：“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強之兆也。”刀礪袋，魚形袋，新、舊《唐書》稱之為“魚袋”、“蹀躞七事”。“七事”即佩刀、刀子、礪石、契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物。蹀躞七事應是後來的“七事荷包”（《歧路燈》第七十八回）的前稱。唐代婦女尤其喜歡佩帶荷包。荷包大多為圓形，上有不同的紋樣。佩掛囊的婦女形象，大多身穿胡服，腰束革帶，打扮成西域婦女的形象，但腰部一般都有佩掛的荷囊，如西安南里王村韋墓線雕石刻、唐李重潤墓和李賢墓壁畫中的侍女。
唐代許多少數民族都有佩帶荷囊的習俗，如敦煌壁畫中唐第158窟的《各國王子舉哀圖》中，便能清楚地看到有兩個少數民族人物的腰上掛有荷囊，而且所製作的荷囊都很有特色。如第一排中的單腿跪地、正作割鼻狀者，其左腰上掛一心形荷包，看上去就像是一朵雲彩。第二排中雙手用刀插胸者的左腰上掛一花腰形荷包，顏色為白底湖藍色邊。這兩個荷包看上去都非常精緻，做工非常考究。唐代畫家閻立本《步輦圖》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帶的荷囊，也反映了當時的習俗。
據考，唐宋時期作為飾物隨身帶的“魚袋”、“龜袋”還多是盛物的口袋。荷包成為珍貴佩飾物當緣始於唐代。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降誕》：“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誕日為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杜牧《過勤政樓》詩：“千秋令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承露囊，即荷包，由眼明囊演變而來（眼明囊之俗：古俗農曆八月初一凌晨，婦女以彩帛之囊盛裝樹木花草上的露水，相傳以此洗眼，能使人一年之內保持目明）。百官獻囊名曰“承露囊”，隱喻為沐浴皇恩。民間仿製為節日禮品相饋贈，用作佩飾，男女常佩於腰間以盛雜物。
新疆克孜爾石窟第189窟壁畫中，有畫於公元6～7世紀的一身龜茲貴族供養人影象，其腰部束帶，上掛短刀，同時佩帶雞心形荷囊。該圖現存德國柏林。
敦煌五代第409窟東壁《回鶻王禮佛圖》中，回鶻王腰帶上也掛有很多東西，其中所掛的荷包造型別致，像葫蘆型，但上口呈喇叭狀，底部呈圓形，上大下小。顏色為白色，可能是褪色所致。同時期、造型相同的荷包在榆林窟第39窟甬道里也有，同樣見於回鶻貴族禮佛圖中。
又如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9窟供養人影象中，八身回鶻供養人的右側均從腰帶上垂下一荷囊，荷囊的最上端有一珠子。荷囊的樣式和大小都相同，但色彩不一。這幅畫現存德國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