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山水詩究竟源於何時？近人范文瀾說：“寫作山水詩起自東晉初庾闡諸人”（範校本《文心雕龍·明詩》注）。這話不無根據，寫作山水詩形成一種潮流，一種時尚，的確是在東晉時期，《蘭亭集》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東晉穆帝司馬聃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大書法家王羲之和當時的名士孫統、孫綽、謝安、支遁等共41人，以“修禊”為由，聚集會稽（今浙江紹興市）蘭亭，遊宴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和清流激湍之間，當場寫作了不少模山範水、暢敘幽情的詩篇，後編纂成集，由王羲之作序，為之張揚，以致影響深遠。其時，由於玄學之風的影響，東晉散文除陶淵明外，別無名家。但詩集、序文相得益彰，王羲之的《蘭亭序》，又可說是一篇佳作。 東晉出現大量的山水詩，主要是紛亂的國情使然。東遷的文士幾乎都有“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慨嘆，加上受政治暴力和軍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來愈沉重。從清麗無比的江南山水風物中尋求撫慰和解脫，是行之有效的辦法，於是流連山水，寫作山水詩便相因成習，以致蔚然成風。另外，在新的哲學思潮如玄學的衝擊下，漢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趨軟弱鬆弛，於是出現“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為化”（阮籍）之類的主張。“自然”指宇宙自然規律，巋然不動的山和變動不居的水，則最充分、最完美地體現了這種規律，也就成了師法的物件，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所謂“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則是仁義之人。為什麼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朱熹的解釋是：“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論語章句集註》）原來，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與山水的自然特徵和規律性具有某種類似性，因而產生樂水樂山之情。“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這是李白遊山的觀感，也是他和山契合交融達到了化境，高蹈出塵，藉以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完善的體現。他在被召入京期間，賓朋雲集，紅極一時；而當受排擠離京以後，則倍受冷落，於世態的炎涼深有體味，因此也更加認識到山水的可親可敬。 “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其實還有一種因果關係，就是“樂水者智，樂山者壽”，這樣說似乎可以充分顯示山水怡情養性的功能。另外，與山水親近還可豐富知識，培養和提高審美情趣以及模山範水的能力。古今詩文大家、藝術巨匠大抵都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經歷。“讀萬卷書”正好可以彌補“行萬里路”的不足。由於受種種條件的限制，人們無法遍覽全國各地的山水勝蹟，便可持山水詩集為“臥遊”之具，作紙上的觀瞻。這間接得到的知識和印象，與親身所歷、親目所見自然隔了一層，但收穫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好的山水詩總是包涵著作者深刻的人生體驗，不單是模山範水而已。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以理勢入詩，兼有教化和審美的雙重功能，它表現出的求實態度和奮進精神，對讀者無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勵。又如“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除生動再現山林特有的幽靜氛圍，還揭示了矛盾的對立統一關係，顯然有啟迪智慧、拓展襟懷的作用。其它方面的例子還很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臨泛》）是執簡馭繁、化難為易的範例。遠水不可視之以目，卻能表達得如此氣勢壯闊。為雨幕所籠罩的山色朦朦朧朧，無法分辨，詩人用“有無中”三字予以示現，精當無比，顯示出非凡的觀察、體驗和表達的功力。” 優秀的山水詩大都具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特徵。所謂“詩中有畫”，就是用畫筆把山水風物中精深微妙的蘊涵點染出來，使讀者獲得直接的審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萬山寄張五》，把登高的“怡悅”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詩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隱者張五的怡悅之情，還有闊遠的視野以及閃爍於其間的種種景物。它的突出特點就是表現在一個“遠”字上，用遠景烘托遠意。“遠意”沒有明說，只是影影綽綽地表現在“心隨雁飛滅”的描摹上。勾畫遠景的筆墨也不多，卻很有層次，顯示出和諧的韻律與虛靜闊遠的美，像“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清新淡遠，與隱者（包括詩人自身）恬淡高遠的情趣相表裡，幾乎達到天然湊泊的完美境界。
中國古典山水詩究竟源於何時？近人范文瀾說：“寫作山水詩起自東晉初庾闡諸人”（範校本《文心雕龍·明詩》注）。這話不無根據，寫作山水詩形成一種潮流，一種時尚，的確是在東晉時期，《蘭亭集》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東晉穆帝司馬聃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大書法家王羲之和當時的名士孫統、孫綽、謝安、支遁等共41人，以“修禊”為由，聚集會稽（今浙江紹興市）蘭亭，遊宴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和清流激湍之間，當場寫作了不少模山範水、暢敘幽情的詩篇，後編纂成集，由王羲之作序，為之張揚，以致影響深遠。其時，由於玄學之風的影響，東晉散文除陶淵明外，別無名家。但詩集、序文相得益彰，王羲之的《蘭亭序》，又可說是一篇佳作。 東晉出現大量的山水詩，主要是紛亂的國情使然。東遷的文士幾乎都有“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慨嘆，加上受政治暴力和軍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來愈沉重。從清麗無比的江南山水風物中尋求撫慰和解脫，是行之有效的辦法，於是流連山水，寫作山水詩便相因成習，以致蔚然成風。另外，在新的哲學思潮如玄學的衝擊下，漢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趨軟弱鬆弛，於是出現“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為化”（阮籍）之類的主張。“自然”指宇宙自然規律，巋然不動的山和變動不居的水，則最充分、最完美地體現了這種規律，也就成了師法的物件，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所謂“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則是仁義之人。為什麼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朱熹的解釋是：“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論語章句集註》）原來，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與山水的自然特徵和規律性具有某種類似性，因而產生樂水樂山之情。“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這是李白遊山的觀感，也是他和山契合交融達到了化境，高蹈出塵，藉以保持自身人格的獨立完善的體現。他在被召入京期間，賓朋雲集，紅極一時；而當受排擠離京以後，則倍受冷落，於世態的炎涼深有體味，因此也更加認識到山水的可親可敬。 “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其實還有一種因果關係，就是“樂水者智，樂山者壽”，這樣說似乎可以充分顯示山水怡情養性的功能。另外，與山水親近還可豐富知識，培養和提高審美情趣以及模山範水的能力。古今詩文大家、藝術巨匠大抵都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經歷。“讀萬卷書”正好可以彌補“行萬里路”的不足。由於受種種條件的限制，人們無法遍覽全國各地的山水勝蹟，便可持山水詩集為“臥遊”之具，作紙上的觀瞻。這間接得到的知識和印象，與親身所歷、親目所見自然隔了一層，但收穫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好的山水詩總是包涵著作者深刻的人生體驗，不單是模山範水而已。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以理勢入詩，兼有教化和審美的雙重功能，它表現出的求實態度和奮進精神，對讀者無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勵。又如“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除生動再現山林特有的幽靜氛圍，還揭示了矛盾的對立統一關係，顯然有啟迪智慧、拓展襟懷的作用。其它方面的例子還很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臨泛》）是執簡馭繁、化難為易的範例。遠水不可視之以目，卻能表達得如此氣勢壯闊。為雨幕所籠罩的山色朦朦朧朧，無法分辨，詩人用“有無中”三字予以示現，精當無比，顯示出非凡的觀察、體驗和表達的功力。” 優秀的山水詩大都具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特徵。所謂“詩中有畫”，就是用畫筆把山水風物中精深微妙的蘊涵點染出來，使讀者獲得直接的審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萬山寄張五》，把登高的“怡悅”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北山白雲裡，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雁飛滅。……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詩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隱者張五的怡悅之情，還有闊遠的視野以及閃爍於其間的種種景物。它的突出特點就是表現在一個“遠”字上，用遠景烘托遠意。“遠意”沒有明說，只是影影綽綽地表現在“心隨雁飛滅”的描摹上。勾畫遠景的筆墨也不多，卻很有層次，顯示出和諧的韻律與虛靜闊遠的美，像“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清新淡遠，與隱者（包括詩人自身）恬淡高遠的情趣相表裡，幾乎達到天然湊泊的完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