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面對列強侵略的戰爭中，甲午中日戰爭無疑是其中對中國衝擊較大的一場侵略戰爭。面對東洋一個所謂“彈丸島國”的侵略，偌大一個清朝居然沒抵禦住！這對後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產生不小影響。讓我們來看看甲午中日戰爭中清國為何失利。

首先從各種實力對比來看：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在19世紀60後晚清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挽救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已經開展了起來。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製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於中國，說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和中國一樣並不強盛。

從軍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戰前的一二十年裡，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不像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面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佔優勢。也就是說從軍事力量對比來說，清朝不落下風！

分析：1、統治者對可能發生的戰爭不重視，貪圖享樂，行政者應對侵略的準備不足。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了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中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1894年陰曆甲午年十月初十是慈禧老婆子的生辰，為了舉辦隆重的慶典，一年前就已著手籌備。有官員向朝廷上報說軍費緊張，要朝廷撥錢過去，但是慈禧太后就說誰讓她這個壽過的不好，她就讓誰過的不好，為此官員就不敢在向朝廷撥錢打仗！甚至一些官員為迎合上意，把原定給軍隊的軍費挪用，如此做派怎能不敗！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北韓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域性。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採取正確的戰略，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當時日本打到了鴨綠江，直逼大連，打的清軍連忙逃跑。但是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慈禧太后並不是很慌張，她說了一句只要不打到北京，這個壽就必須辦下去。如此做派怎能不敗！

甲午戰爭爆發前，以中為師一千多年的日本在鴉片戰爭爆發後，對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敗於英帝國深感震驚。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日本毅然摒棄以儒學為根基的中華農耕文明，張開雙臂擁抱西方近代工業文明，於19世紀60年代末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巧合的是，19世紀60年代初，大清帝國的洋務派展開了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清帝國統治的自救運動——“師夷制夷”、“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的共同點是：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改革。不同之處在於：一、明治維新是全盤西化，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所謂洋為中用。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張之洞，同時也是晚清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領軍人物。而“改良主義”的領袖康有為所鼓吹的還是尊孔保皇，以至於當時的改良派終日沉迷在“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的夢幻中；二、明治維新是上下一心，洋務運動是各懷鬼胎。洋務派與保守派的明爭暗鬥貫穿了洋務運動的全過程。

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中認為，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而在當時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註定失敗。斯塔夫裡阿諾斯的觀點正確而深刻。

甲午戰爭一聲炮響，宣告了“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大功告成，同時宣告“師夷制夷”、“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前功盡棄。

歷史告訴現在與未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保持長盛不衰的唯一途徑就是——所選擇的文明必須始終站立在歷史的潮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