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不是官名。
提到“太史公”，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司馬遷。但“太史公”應該如何理解，到底是指司馬遷與其父二人還是特指一人，是官名還是尊稱呢？第一個問題，一說是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的尊稱，同書的司馬貞索隱謂“‘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此處的“太史公”為司馬談。但後文又有“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可見“太史公”是其父子二人都適用的稱呼。於是有人認為“太史公”可以指其父或自稱，但都是以職稱。“（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後人也說“太史公”是太史令官的通稱。而且古人書信格式，先具列職官姓名於前，所以此書開端言“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但這一說法似乎並不成立。
“談為太史公”一句， 裴駰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發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此句說明太史公這一“官職”的於武帝時期設立並且地位崇高，甚至先於宰相，宣帝時才改名為“太史令”。其次，衛宏的《漢舊儀》中記載“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太史公自序·正義》引），說明了太史公的俸祿很高，甚至十倍於卒吏。再有晉朝虞喜的《志林》中解釋了這個職務名稱的由來：“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再次印證太史公是舊有的官名。近代的梁玉繩也同意太史公是官名這一說法，“衛宏漢人，其言可信。《西京雜記》、《隋書 經籍志》、《史通 史官建置篇》、宋三劉（敞、邠、奉世）《兩漢刊誤》並同衛宏也。”
由此可見，太史公是漢朝武帝時期新的職務，並且俸秩達二千石，於宣帝時改名為太史令，但除此之外就沒有更詳細的記載了。《漢書·百官公卿表》專門記載西漢官制，史料價值最高，上面卻記載說“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史……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 《後漢書.百官志二》也記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 因此若“太史公”一官真有兩千石的俸祿，則不可能無記載，且若此官為武帝始設，到宣帝時改名稱，也不該全無記錄。再有，班固應該是當時最瞭解司馬遷與《史記》的人，但《漢書》中對此也全無記載。與之相比《漢舊儀》和《西京雜記》等的史料價值自然不如嚴謹的歷史記載。
且司馬遷父子二人也並未提及擔任過“兩千石”的太史公，司馬談的遺言中說“餘死，汝必為太史”，司馬遷在文中說“卒三年，而遷為太史令”。其中或“太史”或“太史令”，也都沒有提到“太史公”這一名稱。關於“兩千石”，司馬遷曾說“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可見他的工作並不起眼，甚至卑微，再結合司馬遷因無錢免死而受宮刑的經歷，司馬遷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因此這“兩千石”的俸祿並不可靠。
所以太史公不是自稱，也不是公職，漢代只有太史令一職，並無“**公”名稱之官職，三代至秦漢之“三公”也僅為官職級別，非官職名稱。那麼“公”是否為尊稱呢？“公”這一詞語的含義，除了三公、縣公等職級美稱外，還有家公（家父）和對他人敬稱兩種。張大可認為是司馬遷本自題其書為《太史公書》，直到東漢末才逐漸以《史記》這一史書之共名為其專稱，所以所謂他人尊稱其為“太史公”不正確。那是否為司馬遷在書中使用敬稱自稱呢，司馬遷成書之時已近六十歲，稱“公”不奇，且他雖受宮刑之辱，但之後仕途順利，暮年時書既畢，一生的心願已了，敬稱自己也大概也符合他的經歷。
“太史公”不是官名。
提到“太史公”，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司馬遷。但“太史公”應該如何理解，到底是指司馬遷與其父二人還是特指一人，是官名還是尊稱呢？第一個問題，一說是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的尊稱，同書的司馬貞索隱謂“‘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此處的“太史公”為司馬談。但後文又有“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可見“太史公”是其父子二人都適用的稱呼。於是有人認為“太史公”可以指其父或自稱，但都是以職稱。“（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後人也說“太史公”是太史令官的通稱。而且古人書信格式，先具列職官姓名於前，所以此書開端言“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但這一說法似乎並不成立。
“談為太史公”一句， 裴駰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發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此句說明太史公這一“官職”的於武帝時期設立並且地位崇高，甚至先於宰相，宣帝時才改名為“太史令”。其次，衛宏的《漢舊儀》中記載“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太史公自序·正義》引），說明了太史公的俸祿很高，甚至十倍於卒吏。再有晉朝虞喜的《志林》中解釋了這個職務名稱的由來：“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再次印證太史公是舊有的官名。近代的梁玉繩也同意太史公是官名這一說法，“衛宏漢人，其言可信。《西京雜記》、《隋書 經籍志》、《史通 史官建置篇》、宋三劉（敞、邠、奉世）《兩漢刊誤》並同衛宏也。”
由此可見，太史公是漢朝武帝時期新的職務，並且俸秩達二千石，於宣帝時改名為太史令，但除此之外就沒有更詳細的記載了。《漢書·百官公卿表》專門記載西漢官制，史料價值最高，上面卻記載說“奉常……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史……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 《後漢書.百官志二》也記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 因此若“太史公”一官真有兩千石的俸祿，則不可能無記載，且若此官為武帝始設，到宣帝時改名稱，也不該全無記錄。再有，班固應該是當時最瞭解司馬遷與《史記》的人，但《漢書》中對此也全無記載。與之相比《漢舊儀》和《西京雜記》等的史料價值自然不如嚴謹的歷史記載。
且司馬遷父子二人也並未提及擔任過“兩千石”的太史公，司馬談的遺言中說“餘死，汝必為太史”，司馬遷在文中說“卒三年，而遷為太史令”。其中或“太史”或“太史令”，也都沒有提到“太史公”這一名稱。關於“兩千石”，司馬遷曾說“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可見他的工作並不起眼，甚至卑微，再結合司馬遷因無錢免死而受宮刑的經歷，司馬遷家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因此這“兩千石”的俸祿並不可靠。
所以太史公不是自稱，也不是公職，漢代只有太史令一職，並無“**公”名稱之官職，三代至秦漢之“三公”也僅為官職級別，非官職名稱。那麼“公”是否為尊稱呢？“公”這一詞語的含義，除了三公、縣公等職級美稱外，還有家公（家父）和對他人敬稱兩種。張大可認為是司馬遷本自題其書為《太史公書》，直到東漢末才逐漸以《史記》這一史書之共名為其專稱，所以所謂他人尊稱其為“太史公”不正確。那是否為司馬遷在書中使用敬稱自稱呢，司馬遷成書之時已近六十歲，稱“公”不奇，且他雖受宮刑之辱，但之後仕途順利，暮年時書既畢，一生的心願已了，敬稱自己也大概也符合他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