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書》和《史記》中，有堯舜禪讓的記載。但認真讀過後才覺得，並非單純的禪讓。舜繼承堯之位，是選拔+推舉+禪讓。

最早提出堯舜禪讓說的，是墨子。而孔子和荀子不贊同堯舜禪讓說。

偽書《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堯舜並非處於信史時代，而是原始社會的傳說時代。人們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傳說時代的歷史故事有一個鮮明的特點：越簡略的歷史故事，可信度越高；越詳細的歷史故事，推測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

先秦典籍中最先提及堯舜禪讓的，是墨家弟子根據先師遺教編輯而成的《墨子》。墨子提出此論有其必然性。首先堯舜皆為明君。天子之位由堯及舜，再由舜傳禹。並非傳子，而是傳賢。這與墨家尚賢的主張不謀而合。墨子便以此推測——堯舜禪讓。並讓堯舜成為墨家尚賢思想的代言人。

墨家提出堯舜禪讓之論後，在墨家的大力宣傳，以及其他學派的附和下。此說被世人普遍接受。於是，才有了公元前318年，燕王噲效法聖王堯舜，將燕君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之事。

下面，再看看《竹書紀年》的舜囚堯之說。

《竹書紀年》在晉代被盜墓者發現。它在戰國後期被埋葬於魏安釐王的墓裡，得以僥倖避過秦火。對於書中所記載之事，有三點需要明晰：

一是此書並非嚴謹的史書。《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此事顯然不可信。

《殷紀》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竹書紀年》對此事的記載可信度亦不高。

二是書中堯被舜囚的觀點產生應當晚於燕王噲。否則燕王噲斷不會效法堯舜禪讓。

三是作者當為法家學者。作者根據簡略的史料，進一步推測出舜囚堯，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殺伊尹之說。與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君主必須獨攬大權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駕馭群臣，即使聖明的堯舜，亦會被逆臣囚禁。

《竹書紀年》作者提出此論與墨子類似，皆是依據本學派的思想，對聖王堯舜之事作出進一步的推測。

由上可知，《竹書紀年》的可信度遠不及《左傳》，甚至遠不及準史書《國語》。其可信度與略低於策士的忽悠之作《戰國策》。

儒家大師荀子的學識可比肩孔子，他指出：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荀子的弟子韓非則有兩種觀點：

一種是法家的觀點：舜逼堯，禹逼舜，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

二是韓非子個人的觀點——贊同堯舜禪讓：堯在位之時，食不果腹。為了百姓，不辭辛勞，與苦役無異。韓非認為堯舜禪讓並非道德高尚，而是躲避苦勞之舉。

透過荀子與韓非之言，可知在先秦時代，對於堯舜是否禪讓，是否囚禁。沒有具體的史籍記載。這更進一步證明了鄙人之言：墨家提出的禪讓說與法家提出的囚禁說，皆是作者依據本學派的思想，對堯舜之事作的進一步推測。

我們透過三國時代，曹丕逼漢獻帝禪讓之事。可知堯舜禪讓之說，包括了法家的舜逼堯之說。即堯舜禪讓可能是自願禪讓，亦可能是被迫禪讓。墨家認為是自願，而法家認為是被迫。

至此，我們在回顧荀子的觀點。荀子在否定了墨家的禪讓之說的同時，也否定了法家的囚逼之說。但荀子只否定他人之論，卻沒有提出自己的觀點。因為堯舜時代“歷史故事越簡略，可信度越高；歷史故事越詳細，推測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對此，荀子依據“舍詳細，取真實”的原則，而不願多言。

鄙人今天就與荀子大師唱一次反調，推測堯舜之事的幾種可能性。

一種是堯舜禪讓，包括被迫禪讓和自願禪讓。前者可視為法家與《竹書紀年》的觀點。後者可視為墨家與《史記》的觀點。

二是選拔和推舉。我們先看孔子對堯舜時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選賢與能。孔子未詳細解析堯舜之事，但大致可知，堯、舜和禹皆為選拔和推舉產生。這與荀子的觀點互為印證。

孔荀二子皆認為，在堯舜時代，華夏元首是選拔和推舉產生的。而墨子及其弟子，以及《史記》中的禪讓之說，並未否認推舉，但更側重堯舜等人的高風亮節——禪讓。

孔子與荀子的觀點，側面體現了制度比人更可靠；墨子無疑認為堯舜主動讓賢的高尚道德才起決定性作用。側面體現了墨子認為，人比制度可靠。讀文化典籍時，明白這一層，才是讀書為學的真正意義所在。

綜上所述，孔荀二子所言的堯舜之事，雖過於簡略，不夠詳細，但可信度卻高。姑且認為是90%（也視為100%，10%的可能是堯舜在選拔和推舉制度之下，禪讓給眾人推舉之人）；墨子之論的可信性有9%；法家及《竹書紀年》的可信性有1%。

需要指出的是，墨家的9%與法家的1%是可以互換的。所謂世移則事異：若在三國時代，顯然法家之論可信度更高。如前文所言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若在原始社會，就如韓非所言，堯舜名為天子，但與苦役無異。禪讓帝位不過是把苦差事交給了他人。自願禪讓帝位的可能很大。

墨子堯舜禪讓之說可信度雖然不高，但卻是輿論的主流。否則，荀子也不會專門批之。

鄙人認為，堯舜之事，是在制度與個人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選拔和推舉制度之下，堯舜個人做了禪讓。

我最反對囚禁逼迫之說，舜作為一個平民百姓，沒有能力囚禁天子。即使法家提出的囚禁、逼迫之說。韓非子反對堯舜囚禁之說。

堯、舜、禹年代久遠，司馬遷寫《史記 • 五帝本紀》時，就已經過去了兩三千年，上古時期都是傳說，不是信史。

史記記載，堯年老後，傳位給舜，舜孝順，有賢名；舜年紀大了，傳位給禹，禹治水有功。

這就是儒家讚頌不已的“禪讓制”，實際情況果真是這樣的嗎？

晉朝盜墓者發現的《竹書紀年》，記錄的卻是另外一個版本，舜囚禁了堯，禹又流放了舜，堯幽囚，舜野死，“禪讓”的實質是政變。《竹書紀年》由魏國史官編篡，因深埋於地下躲過了秦始皇的焚書。

除了“禪讓說”和“政變說”，還有沒有其它可能呢？其實我們梳理歷史時，發現堯、舜、禹政權交接時，隱隱約約都有一個“四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堯感覺老了，就諮詢四嶽，四嶽推薦了舜。堯說我知道這個人，很孝順，後母和弟弟對他不好，他卻用美德予以回報。舜年紀大的時候，也去諮詢四嶽，四嶽又推薦了禹。夏王朝建立後，大禹的兒子啟曾經征討過四嶽。

“四嶽”是一個人，還是四個人？歷史上爭論不休，估計是四個人的可能性比較大。四嶽應該是一種“職位”，不然歷經堯、舜、禹，夏朝建立後還刷存在感，那要多大年紀了？

我們不妨推測這樣一種可能。

炎黃部落聯盟傳到堯這一代，有一位女大祭司叫羲和，羲和負責測時報時。在原始社會，會看日晷的絕對是大知識分子。

羲和有四個兒子，這是最初的四嶽，掌管著部落聯盟祭天重任。祭天要在高山上舉行，因為高山山頂離天最近。炎黃部落勢力範圍內有四座大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這四座大山是傳統祭拜的地方。四嶽負責這四座大山的祭拜事務，同時也控制著四個方向的諸侯聯盟。

所以說，四嶽在部落聯盟中勢力最為強大，可以左右到帝位繼承。雖然史書沒有記載，但可以斷定，四嶽是世襲的，並且四嶽才是部落聯盟實際控制者。

禪讓，就是四嶽導演的歷史事件，王權更迭代表了部落聯盟各方利益的意志，四嶽實際上起到了古希臘城邦議會，或者古羅馬帝國元老院的作用。

啟建立夏王朝後，王權力量進一步加強，最後夏王朝透過征討四嶽，鞏固了王權和世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