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臨居就一精神病、無兒無女天天晚上往各家門上抹髒東西、找派所民警也說沒辦法、亍道也沒辦法、真希望國家有針對他們的政策

精神病患者殺死人事件並不罕見，只不過這一次是殺死兒童，引起關注較大而已。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是未來，是希望。對於絕大多數家庭來講，兒童都是重中之重。沒有人不希望孩子自由快樂健康成長，但是處在複雜的社會之中，成長往往需要一定的代價，面臨各種潛在危險，這實屬正常。

但是，萬萬沒想到的是，竟然遇到有極端暴力的精神病患者。這就值得探討和思考。

現行的法律，從人性化和社會的角度出發，對於精神病患者犯罪違法有豁免權，但是這種豁免權實在是太大了，形成了一刀切，不利於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並且恰恰相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精神病患者豁免權鑽法律空子，違背了法律的初衷。甚至有些臨時鑑定為精神病，造成民憤極大。

因此，個人認為精神病患者可以有一定的刑事豁免權，但不是無限的。對於存在嚴重傷害違法犯罪行為，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限制其個人人身自由，避免再次出現傷害事件。

精神病患者喪失了個人主觀行為能力，有監護人者應當負起監護責任，沒有監護人，要有相應的機構指定監護。精神病患者出現惡性事件要承受連帶責任，監管失責，監管不嚴，不能只作為藉口，而應當是法律責任。

總之，全社會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管機制，把精神病人的行為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強制收容和看管也不失為一種好方法。因為，只有把精神病人管好了，民眾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那些自我鑑定為精神病患者的不法分子，也就會有所收斂。

應在政府主導下，對患有暴力傾向精神病實行管控，監護人應如實向居住地通告並承擔責任。警，醫，社群，物業，家屬簽約適應居住否約定。

前幾年，附近村發生一個精神病殺人事件，哥哥是精神病，獨自住偏僻的老房子裡。村子裡一個4.5歲的男孩子失蹤了，全村人都在找。沒過幾天，一個村民去自家菜園子，路過緊挨著精神病廚房的小路，由於老房子又破又舊，廚房的窗戶也沒有玻璃，又是朝著小路的。就聞到了一股惡臭味。他就很好奇，這瘋子在搞什麼，這麼臭。他就進去看，因為老房子的廚房跟住的房屋是分開的，沒有圍院，就直接聞著臭味尋了進去，發現臭味是從灶上的鍋裡傳出來的，揭鍋蓋。一大鍋肉，都臭了，仔細一看，一個小孩兒的手掌粘在鍋的邊緣。嚇得他連滾帶爬的跑村裡喊人。警察把那個瘋子帶走問話。他說那小孩兒走到他家門口，他就把他拖進去了，用繩子把他手綁著吊在一個梯子上玩兒。吊了一晚上，發現他死了。又好久沒吃肉了了，就把他宰著吃了。

頭顱沒找到，那個瘋子不肯說。警察沒辦法每個人都很心痛，直接打了那瘋子，顧不得什麼規矩了，打到他說為止。最後他說因為看著那頭害怕，就那個紙箱子裝著，藏了起來。

當時我還在我們村附近山上的一個溫泉度假村上班，我們老闆就是那個村了，老闆還給孩子家捐了幾萬塊錢。那孩子的奶奶也瘋了，每天坐家門口喊自己孫子。

還有一年，我14.5歲，我跟我同學兩個女孩子逛街，有個瘋子穿著很破爛的衣服尾隨我們，我們走快他就走快，我們停，他就停，跟了好久，我覺得不對勁，就跟我同學說，我同學說她也留意到了。然後我們牽著手跑了起來，那個瘋子在後面笑著瘋狂追，即使路上有很多人，別人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兒，最後我看到旁邊有家銀行，裡面有保安，我就直接拉著我同學跑了進去，銀行中間有幾排座位，很多人坐著等待辦理業務，我們兩個被那個瘋子追著，圍著那幾排座位轉來轉去。保安大叔趕緊過來攔住我們問，我們倆兒都嚇哭了，我說我不認識他，他一直追著我們。那個保安大叔就拿著警棍指著那個精神病，大聲呵斥他，幹嘛追著人家小姑涼跑。然後把他攆出去了。我跟我同學在銀行坐了好久，才敢出去瞄一眼，確定那個瘋子走了，才敢打車回家。那個時候我們兩個都沒有手機。精神病真的很可怕，萬一是人少的地方，指不定會發生什麼。

九歲男孩被精神病患者殘忍殺害，這個事件有好幾個方面引發爭論。

13時30分事發，約3分鐘後陸續有群眾經過案發現場。13時36分，公安機關接到報警。13時49分，犯罪嫌疑人父親與現場群眾合理制止犯罪嫌疑人。整個犯罪持續過程中，存在圍觀人群，沒有任何人出手幫助，小孩在眾人面前被活活打死。很多網友都抨擊現場圍觀群眾的冷漠。但這個問題怎麼解決？若是我，自己也不確定作為在場人員能否挺身而出？老實說，我應該也怕！怕自己的人身安全，怕自己可能因此而牽扯帶來的法律糾紛。

另外一個問題便是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根據《刑法》規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必要時由政府強制醫療。而對於這些精神病人如何處置？人民日報也發文，拿什麼防治“武瘋子”傷人？如何防治武瘋子傷人問題，當有無縫銜接之策。這些值得有關部門探討。

第一，要是從精神病院跑出去的，那就連精神病院一起告上法庭。

第二，要是農村個人沒看好的！直接告那個精神病家屬的，有病不去精神病院導致出來傷人

等待精神病司法鑑定的結論，該犯罪嫌疑人面臨的刑事責任也因鑑定結論不同而異：

如果犯罪嫌疑人完全沒有辨認和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則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當然在此種情況下有可能被政府強制醫療；

如果犯罪嫌疑人屬於間歇性精神病人，在行兇時未喪失辨認和控制自身行為的能力，則要與常人一樣承擔刑事責任；

如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辨認控制自己的行為，則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承擔刑責，但可減輕或從輕處罰。

當然，被害人家屬可以對鑑定結論提出異議，要求辦案機關重新鑑定，但啟動重新鑑定的決定權在辦案機關，申請重新鑑定一方最好提供支援異議的相關證據，比如，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時間地點工具物件的選擇，以及作案時的情緒變化以及作案後有無逃避追責的行為等證據，來對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狀態進行重新評估，以啟動重新鑑定。

還有一個網友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精神病人犯罪就不承擔刑事責任。

依據現有的刑法學理論，犯罪的構成，不僅要符合客觀要件，也要符合主觀要件，犯罪行為的同時主觀上必須是故意的或過失的，否則就不具有主觀惡性，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可罰性。

還是監護人的主要責任，明知家中有病的兒子，為什麼把長期服用的藥停掉，病人和父親打工發現兒子不對勁，為什麼不但不送醫院治療，夫妻更不該兩人同時出門，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孩子太可憐了……。精神病人應負法律刑事責任，監護人應負主要民事責任。

我們這有個二手小商販姓鄒，每天推著手推車賣大蒜。有一天中午，一男子走到他身邊說要一掛大蒜，老鄒當然不會給他。這男子當時就把他摔倒在地，然後掏出水果刀，旁邊的人趕緊報警了，因為地點距離公安局很近，警察很快趕到現場，把行兇男人制住。老鄒被送醫院搶救，一共被捅了九刀。兇手在警局一臉無所謂的樣子說：我可以給他看病啊，我有五十塊錢呢。兇手後來被鑑是個精神病人，啥責任不負。老鄒被搶救很長時間才保住命，他媳婦哭著對我們說就得賣房子了！所以說精神病人就像一枚炸彈，雖時危害人的生命。這種情況就該追究其監護人的刑事責任。不能把‘精神病’當做護身符！

能夠砍殺人的都是精神病，就像某些殘暴的醫鬧醫暴，心情不好砍殺醫護人員毫不手軟。接著會有網路噴子：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臨時性精神病、暫時性精神病作為免死金牌，在“精神病人殺死9歲男童”就已經定性了。未成年人和所謂的精神病患者可以左右人的性命，卻毫髮無傷，堪稱奇蹟。

“精神病”患者可以肆無忌憚大庭廣眾之下殺人，底氣十足，幾乎零成本違法犯罪，讓人不解。既然要特殊保護，那就鎖起來啊，不要禍害人間了。

圍觀群眾各個都很精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衝上去救命吧，嚇死殺人犯自己遭罪鋃鐺入獄，大家都在看熱鬧，那就袖手旁觀好了。

醫鬧醫暴之所以猖獗，也是醫護人員太過精明。面對兇殘的醫鬧醫暴，有的選擇迴避，有的選擇逃離，有的假裝看不見。如果醫護人員沒有後顧之憂，勇敢和罪案做鬥爭，讓醫鬧醫暴見鬼去！

有些高階知識份子也太高估了自己，刀槍不入被刀一劃就“一路走好”。而“精神病”殺人共同的特點是看你不順眼，心情不好。最終幾乎零成本違法犯罪，才有前仆後繼。

學會反抗，才能保命。千萬不要指望路人，但遇到危險還得智慧地求救。比如人販子在鬧市拐走婦女，婦女高呼救命不如高呼救火，掀翻路邊攤位來得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