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問的好，中國商業的沒落不是從秦帝國開始的，是從漢武帝開始的，漢帝國諸王很多透過商業貿易變得非常富有，所以才有了與中央對抗的實力，於是才有了七國之亂，所以到了漢武帝對於社會力量的打擊與束縛成了整天研究的事兒，商業首當其衝，為何會這樣，因為商業貿易最講究的是流動性，自己與自己迴圈，與他人迴圈，有自己的規則，這對於專制皇權是個非常大的威脅，縱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商業發達的時候，都是專制皇權最薄弱的時候，也是人文思想最自由活躍的時候，所以專制主義者最害怕商業財團的崛起，因為他們帶來資本的積累，進而是權利的需求，他們立業的基礎是公平買賣，準守契約，最重要走向民主，所以專制者要竭力限制商業的發展，朱元璋靠著江浙商業財團上位，當上皇帝后首要任務就是幹掉他的支持者，明朝後期的海禁，以及清朝的閉關自守其根本目的就是打擊商業鞏固通知，一句話有商業，沒專制，想要專制就廢除商業。

先秦時候諸侯割據，互通有無的商人對各國都有好處。大統一後，對帝王而言，富可敵國的商人遠不如耕作的農民有用，因此要打擊抑制。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在中國古代，對商人一般是很難收稅的。稅收的來源一般是農業稅、人頭稅和徭役。換句話說，商人的存在，對國家並沒有直接的經濟貢獻。當然，商人的行走四方，確實能夠實現民間資源的互通有無，因此也是必不可少。

先秦時候，中國實際上處於諸侯割據狀態。這時候，各個諸侯國從客觀上而言，都需要商人。如果某個諸侯國打擊商人，造成的結果是商人都不敢去這個國家，那麼這個諸侯國就等於被排斥在天下經濟交流圈子之外，必然會出現物資流通的障礙，本地出產的難以外銷，本地不出產的稀缺難購，最終影響發展。而且，由於先秦各國的國力都較弱，大商人可以憑藉擁有的財力結交各國君主、大臣，形成強大的人脈，乃至於影響各國的政治。而諸侯國相對於大商人，並沒有絕對的殺伐權力，從而相互制約。

但在秦漢統一後，諸侯割據的局面漸漸消失，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成立。對帝國而言，商人當然還是有用的，因為可以促進物資流通。但是，帝國並不歡迎那些富可敵國的商人，他們會認為，商人賺到過多的錢，必然削弱帝國的財政收入和農民的收入（因為他們覺得錢不會增加）。同時，商人掌握太多的錢，結交權貴、大臣，或者在地方形成勢力，這些都是對帝王統治不利的地方。因此，商人遠不如農民可愛，皇帝和朝廷對這種大富豪都是很忌憚的，想方設法打擊。

在先秦列國並立時，商人可以利用各國之間的獨立，遊刃有餘。但在中央統一的帝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和朝廷是商人直接的統治者，可以對商人予取予奪。因此，他們制定了士農工商的排列順序，最有錢的商人被排在最末尾。

然而這種讓商人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形成劇烈反差的機制，並不能真正解決矛盾，反而會促使商業轉向一種畸形的發展。一如明朝時期，商人和士紳階層勾結成為常態。他們利用士紳的政治特權和商人的經濟實力，大肆撈錢，而又不交稅，最後造成民富國貧，軍費不足，生生導致了明朝滅亡。反倒是西方這種，一方面鼓勵商人賺錢，有錢光榮，另一方面光明正大從商人那裡收稅充實國庫的制度，能夠進入正迴圈，最後富國強兵。

先秦的商人地位比起秦漢要高，但並沒有高到與國君稱兄道弟那麼誇張的地步。

我來列舉幾個有代表性的重商諸侯國。

在先秦時代，鄭國商人是很有名的。

弦高救鄭，是一個有名的故事。

秦穆公派孟明視等將領率領一支軍隊東征，企圖乘鄭國無備時，滅掉鄭國。秦國行至滑國時，正好鄭國商人弦高要去周王室領地做買賣，與秦軍不期而遇。這時秦軍正向鄭國方向挺進，弦高大吃一驚，這裡離秦國有千里之遙，怎麼秦國軍隊會出現呢？聯想到數年前秦與晉聯手進攻鄭國的事實，弦高立即判斷，秦軍的目的是突襲鄭國。

這是商人特有的敏銳嗅覺，強烈的愛國心令弦高責無旁貸。當務之急，一是要拖延時間，遲滯秦軍前進；二是要儘快通知鄭國政府，做好戰鬥的準備。

弦高一方面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將情報送往國內，一方面隨機應變，請求面見秦軍統帥。他獻上四張牛皮與十二頭牛，謊稱是鄭國國君對秦軍的犒勞。秦軍統帥孟明視信以為真，以為秦軍的行蹤已暴露，鄭國政府已做好迎戰的準備，遂取消偷襲計劃。商人弦高破了財，但拯救了國家。

在春秋時代，鄭國處於晉、楚兩大霸主之間，成夾心餅乾。在晉楚邲之戰中，晉國將領荀罃被楚軍俘虜，關押了九年。當時有一個鄭國商人，便透過種種關係，打算將荀罃解救出來，然後裝在大口袋裡，秘密運出楚國。儘管這個援救計劃最後沒有實現，但是從他所作所為來看，應該是想透過救出荀罃，緩和鄭國與晉國很深的矛盾，可謂是用心良苦。

除了鄭國之外，齊國也是極為重視商業。

名相管仲以前就是個小商販，家裡很窮，跟好朋友鮑叔牙一起做過些小本生意。掙點錢之後，管仲總是給自己分得多一些，給鮑叔牙分得少一些。鮑叔牙這個人很了不起，有肚量，沒有認為管仲不是貪財，而是他家庭比較貧窮。

管仲當了齊相後，對商業非常重視，我感覺他跟特朗普有類似的地方，以商人的方式治國。在《管子》一書中，他這樣寫：“發伏利，輸墆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也就是加強商品流通。

我們來看看管仲是怎麼透過貨幣金融手段與商業手段，來達到富國並削弱對手的目的。

齊國瀕臨渤海之濱，為諸侯國中鹽業最發達者，內地的衛國、宋國等諸侯國之鹽都要從齊國進口，故而齊國對於鹽有壟斷地位。管仲採取限產政策，使各國的鹽價大幅上漲，獲利萬餘斤金。齊國政府將萬餘斤金儲備不使之流通，造成金價上漲，由於齊國之金價高於其他諸國，致使各國的黃金湧入齊國境內，遂使黃金儲備量居各國之首。各諸侯國在黃金儲備量大幅下降之後，金價也大幅攀升，由於黃金是國際貨幣，金價的飛漲，使得齊國作為黃金儲備最豐的國家，獲益最大。此時齊國憑藉黃金儲備的優勢，以高於諸國的價格收購糧食，諸國的糧食大量湧入齊國，齊國以此方式一舉控制糧食這一重要的商品。

管仲以異乎尋常的商業政策，使得齊國在鹽、金、糧食等重要物品上均取壓倒性的優勢。這種商業政策，在兩千多年前，見識之非凡，實令人嘆而觀止，此亦齊國得以稱霸的重要原因。

在春秋戰國，還有許多商人的例子。比如越國之范蠡，是棄官就商；比如當上秦相的呂不韋，是棄商就官。先秦由於諸侯林立，諸國都需要別國的資源，就算是以資源豐富著稱的楚國，也需要進口馬匹，因為南方缺馬。這種現實，使得商人的地位是不好取代的，而商人本身也是謀求政治地位的訴求。所以，在戰國末期能冒出呂不韋這樣的人，並非偶然。

統一前後都需要商賈物資,統一前是募集,統一後國君轉變成了徵收性質.

統一後軍權在手,商賈即使有自己的地方武裝勢力也都是被君主碾壓.

本身商人的格局自古來小於君王,放到現今一個人可以追求夢想做個富豪,但你能說我的夢想是做個主席,總理,委員長,總司令那些?

不過隨著中國民主制越來越優善,商賈富豪之後可以在人大政協代表之後,相比知識分子等階層更容易進駐常務委員那些職務,從而輔助頂層領袖們治理國家

在先秦的時候，商人的地位很高，那是因為當時的商人很多並不純粹的就是單純的商人。比如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在這個戰爭不斷，天下大亂的年代裡，要想成為遊走與各國之間與各國互通有無的大商人，那麼在某種程度上其在各國的高層都會有著極為強大的背景才行，而且本身需要有極強的實力，否則那就不是商人，而是肥羊了。當時的商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類似政治掮客的存在，在某些時候，可以幫助諸侯國與其他諸侯國疏通關係，地位自然不低。

其中的代表本身就可能是身居高位的權臣，比如陶朱公范蠡，本身就是輔佐越王勾踐平滅吳國的賢臣，而大商人呂不韋更是戰國時期最強國家秦國的相邦。本身就擁有著極大的權勢。

而商人的地位也不是隨著統一之後就降低的，秦代的時候巴蜀大商人寡婦清便極得秦始皇的敬重。

而在漢代初期，同樣有很多位高權重的大商人，比如說壟斷鑄錢業的鄧通，比如說著名的鳳求凰之中的女主角卓文君的父親卓王孫，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存在。

想想當時的司馬相如以賦聞名天下的身份，都會一曲鳳求凰去挑逗卓文君這樣一個商人家寡居的女兒，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商人地位是多高，要是放在明清時代，一個天下聞名的讀書人，要娶一個商人的寡婦女兒地位絕對不算是般配。

商人的地位下降，主要還是源於皇帝不斷的中央集權，當商人漸漸不能如同春秋戰國時期，擁有大量自己的私人實力，那麼龐大的家財就成為了各方面垂涎的物件，所以自古富可敵國者，多沒有好下場就是這樣的原因。

而且當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作為儒家對於商人階層的打壓也成為了後世商人地位下降的一個原因。

先秦時期的商人，地位的確不低。比如說，秦國的相邦呂不韋，就曾經是一名商人。他透過奇貨可居的方式，位列秦國宰輔，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打下了基礎。

除了呂不韋，先秦時期的著名商人還有范蠡、子貢等人。范蠡我們都知道，幫助越王勾踐報仇成功，隨後他沒有留下享福，而是泛舟太湖，成為了一名富商，又被稱為陶朱公。

子貢，全名端木賜，是孔子的著名門生，堪稱孔門十哲之一。其實他不僅擔任過魯國、衛國的丞相，而且還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商人，是孔子的弟子中的首富。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的商人，不僅可以做官，而且還能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那種大官，實現階層的跨越。可為啥到了秦朝以後，商人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呢？

一、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

其實提出這個觀點的人，還是先秦時期的人，他就是管子，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當然了，也有人懷疑《管子》不是管仲的作品。

不管怎麼說，《管子》也是先秦時期的作品。這部作品裡，就曾經提到過這麼一句話：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啥意思？就是說，當官的人、種地的人、做工的人、經商的人，這4大類民眾，是國家的柱石。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推論，先秦時期，就已經把商人排到最後了呢？其實也不能這麼說，或許和現在的出版物一樣，作者排名不分先後呢？

畢竟《荀子》裡，就曾經是這麼排序的：農士工商。

至少先秦時期，壓根就沒有體現出商人的低階。而且那時候除了這4類民眾外，還有賤民。賤民的級別就比較低了，約等於奴隸。

其實，早在商鞅變法的時候，秦國就確立了重農抑商的政策。為啥？商人太多，那就沒人願意種地了，畢竟商人來錢快啊！

要是大家都不種地了，那麼秦國靠什麼來養活那麼多軍隊呢？所以說，商人的地位必然要被打壓。

呂不韋的出現，在秦國其實已經是一個奇蹟了。而且呂不韋來到秦國以後，也擺脫了商人的身份，成為了一名官員，算是跨階層了。

而其他各國，當時並沒有貶低商人的意思。所以說，從這個方面來看，秦國已經超越了其他各國。等到他統一天下以後，自然就將重農抑商的思想，帶到全國各地了。

二、商人極有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

呂不韋曾經是商人，他透過一系列商業手段，收買了趙國大量的官員，從而順利地將嬴異人送回了秦國。自己也因此一飛沖天。其實這對趙國乃至其他各國來說，都是巨大的損失。

范蠡作為商業奇才，曾經幫助勾踐恢復越國的生產力和戰鬥力，從而實現了三千越甲可吞吳的目標。這對吳國來說，絕對是滅頂之災。

子貢就更別提了，在《史記》中，子貢一人遊說五國，曾經造成了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的效果。可謂是攪動風雲的高人了。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就能看得出，商人在先秦時期的能量，實在是太大了。他們不僅手握巨資，而且腦子靈活，能想出各種超越道德底線的辦法。

這樣的人在亂世，或許可以為秦國所用。可等到秦國統一天下以後，這樣的人，是否就成了不安定因素了呢？

如果再出現一個子貢這樣的人，那秦國這類大一統的國家，豈不是要天下大亂？因此抑制商人，可以有效地減少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做了一件很絕的事情，他將天下若干大富豪，全都搬遷到了咸陽城。很多人認為，秦始皇這是為了將咸陽城打造成超一流的城市。

實際上，秦始皇這麼幹，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便於管理這幫商人。這幫人有錢又聰明，如果不在眼皮子底下看著，那還得了？

三、商人的行為準則，與統治者推崇的東西背道而馳。

一位成功的商人，腦袋肯定是非常靈活的。在這類人眼裡，生存法則只有一條：除了法律以外，什麼都約束不了我！

這就太可怕了啊！先秦時期，孔子一直倡導恢復周禮，其實就是對當時的道德環境的一種控訴。當然了，道德這種事情，一旦突破過底線，就很難再拉回頭了。

到了漢朝的時候，講究舉孝廉，也就是孝順和廉潔。這些在商人眼裡，壓根就算不上什麼。只要阻礙自己掙錢，什麼孝順、廉潔，那不是扯淡嘛！

同樣的道理，只要孝順、廉潔的漏洞，能用來掙錢，那麼商人鐵定會想辦法去鑽。這麼一來，商人的行為，就和統治者推崇的行為，南轅北轍了。你覺得統治者會喜歡嗎？

商人有了錢以後，會怎樣呢？當然是享受。因此他們會花錢僱傭大量的人成為自己的奴僕。這麼一來，商人就會形成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武裝團體，也就是漢朝著名的豪強。

這些豪強，手裡有成百上千的武裝力量，當地官府也拿他們沒辦法。這就嚴重傷害到了漢朝統治者的利益了。因此漢武帝大手一揮，開始整治豪強。

首先，漢武帝將一部分重要的產業，收歸國營。這下可要了一大片商人的小命了，這些人再也不能靠這類產品發家致富了，比如說鹽、鐵。其次，漢武帝對商人實行重稅制度。你掙來的錢，未必就能給得起要繳納的稅，這買賣誰還幹得下去呢？

所以說，在漢武帝的嚴厲打擊之下，商人已經沒法混了。此後歷代君主，都在學習漢武帝對付商人的手段，所以說商人的日子不好過啊！

總結：商人極有可能傷害到國本。

封建社會的國本是什麼？當然是糧食。民以食為天，沒有了糧食，自然會造成極大的社會動盪。

可商人偏偏在這種型別的事情中，充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說他們在災年會囤積糧食，抬高物價，導致大量百姓吃不上飯，只好出賣田地，甚至流離失所。

這麼一來，商人所導致的問題，極有可能是一個王朝覆滅的關鍵。你說封建統治者們，能讓商人這麼肆意妄為嗎？當然不能，那隻能打壓咯。

在亂世，商人或許是走向統一的催化劑，可到了統一的時候，商人也有足夠的能量，讓王朝走向分崩離析。

不過社會要發展，商業活動就必不可缺，商人自然成為了香餑餑。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優越性。

因為一個人——漢武帝。

古人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在沒有物流體系和工業體系的時候，真正能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當坐地商人，低買高賣搞貿易。

一種是資源採集，或者說挖礦。

號稱商人始祖的范蠡和白圭，就是靠從事貿易發家致富。他們的經商思路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憑藉豐厚的本金低買高賣，在穀物成熟時，進收糧食，在蠶繭出產時收進絮帛，再出售糧食。

這種賺錢方式，需要具備很高的商業技巧，普通人很難玩轉。

所以，更多的大富豪，是靠資源採集來致富的。

《漢書》上說：

猗頓用盬（gǔ）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liè）富。

魯國大富豪猗頓，靠煮鹽致富；

趙國大富豪郭縱，靠冶鐵致富；

秦國大富豪烏氏，靠畜牧致富；

蜀地的富豪世家寡婦清，靠硃砂礦致富。

憑藉手中的資源，商人能跟諸侯王比富。

漢文帝時，有個叫鄧通的大商人，比上邊這些人更厲害，靠印鈔致富。

鄧通原本是一個小吏，偶然機會成了漢文帝的男寵。

漢文帝給了鄧通大量的錢財後，還覺得不夠，就把蜀郡嚴道的銅山賞賜給了鄧通，還允許鄧通鑄造銅錢。

鄧通變身開印鈔廠的金融大亨，想要多少錢就鑄多少錢。立刻財源滾滾，富甲天下。

不管是冶鐵、熬鹽，還是畜牧，都需要用到大量的人力，這些大商人不僅有錢，還有人，所以在先秦時代能成為各諸侯王的座上賓。

齊國的名相管仲很早就發現了商人靠鹽鐵賺錢這個問題，他提出了“官山海”的政策，也就是鹽鐵專賣，讓官府壟斷了鹽鐵的經營。

秦國商鞅變法時，也提出了要控制山澤之利，實行鹽鐵專賣。

但這些政策都不夠持久，後期都放鬆了管控。

直到遇上了漢武帝。

漢武帝一心想幹匈奴，但養兵用兵都需要錢，成天為沒錢養兵發愁。

在桑弘羊的建議下，漢武帝實行了“籠鹽鐵”的政策，實施鹽鐵專賣。

鐵從採掘、冶煉、鑄造、銷售全流程都要納入國家壟斷經營，嚴禁私人鑄鐵煮鹽。

不止鹽和鐵，能賺錢的酒也被加了進來。

漢武帝還廢棄了私人鑄幣權，只有國家可以鑄幣，甚至隨意超發貨幣。

商人致富的道路被堵上了一條，是不是還可以靠貿易賺錢？

並不！

漢武帝和桑弘羊又搞出了"均輸法"，朝廷採購、朝廷運輸、朝廷銷售。朝廷下場親自搞產銷一條龍，就問你商人怕不怕?

不怕？

上算緡和告緡！

商人必須按自己的財產來上交財產稅，如果不實，旁人可以告發獲取獎勵。

漢武帝這些政策過於嚴厲，引起民間很大爭議，在漢昭帝時，召開了鹽鐵會議，取消了部分專賣政策。

朝廷保留了鹽專賣，對鐵實行徵稅制，這個政策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明清時，朝廷靠食鹽收的錢僅次於田賦。

這也是為什麼，後世沒有再出現戰國時能和諸侯王比富的大商人了。

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遇上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才出現了胡雪巖、盛宣懷這樣靠工業致富的紅頂商人。

先秦時期各個諸侯國彼此對立爭鬥，相對而言猜疑心很重，但是百姓生活想要安穩便需要各種各樣的物資；而且各個諸侯王都需要了解其他地方的狀況，對於資訊的收集便成為了十分重要的事情；其次征戰需要財富，很顯然商人的存在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有需求便有市場，自然大家對於商人也就有所高看；天下平定之後，人民生活安穩，商人所能夠起到的作用相對減少，農業成為了主導，而商人卻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多的利益，在趨利避害的本能趨使下，多數人很顯然是不願意從事農業生產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統治者為了自身的穩定，便只能選擇壓低商人的地位和特權來平衡，這樣參與農業的人才能夠更加安穩的參與農業生產，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秩序進行良好的推動，因此不是商人地位下降了，而是他作用減弱之後帶來的負面影響太大。

農業社會，以農為本，士農工商四民，農列第二位。

商人逐利，如弦高者少，如呂不韋者多。

"以貧致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經商致富快，錢來得容易，不勞而獲，商人富可敵國，壟斷經濟命脈，經營中爾虞我詐，敗壞良俗，甚而攪亂朝政，故能亂國。

所以在農業社會，為了社會穩定，採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