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冒名頂替案鬧得沸沸揚揚，在2018年-2019年的山東高等學歷資料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結果，其中有242人被發現涉嫌冒名頂替入學取得學歷，公示期後學歷做登出處理。
自古以來，為了對抗包括冒名頂替在內的各種舞弊手段，古人也是花盡心思。但儘管如此，自隋唐科舉制度形成以來，考場舞弊幾乎在每一場科舉中都有發現，其中就包括冒名頂替。
唐代冒名選官
隋煬帝大業元年，科舉制正式創立。然而，隋朝僅二世而亡，科舉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規制。唐代繼承了科舉制度，但遠沒有達到標準化、規範化的程度，考生操作的空間很大。
唐代讀書人想要透過科舉出仕，首先要經過禮部主持的常舉考核，此時常舉考試的突出特點是試卷成績並不決定考試結果。因此，要想在常舉考試作弊，主要透過“行卷”和“通榜”。
“行卷”是請名流為自己的作品製造聲譽，以利錄取。應試舉子在參加省試之前，將自己平時的作品寫成卷軸，送給政壇權要或學界名流，以求其賞識並向主考官推薦。前段時間熱播的《無心法師3》中，柳青鸞就曾用“忙於行卷”的藉口推辭無心。
所謂“通榜”是主考官請有地位、聲望且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來共同決定錄取名單。“通榜”者沒有看過試卷，他提出的名單主要是依據“行卷”來定奪。
另外，找槍手代考也是唐朝常舉考試的常見作弊方式。為了防止代考，一般要求考生提供有詳細體貌特徵的履歷。進場前，考官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份。由於古代沒有相片、指紋識別等技術，故設有識認官，專門識認考生，以防冒名頂替入場。每次考試時，考生須透過識認官驗證之後方可進場考試。
通過了常舉考試，考生還要經過吏部考試，全部合格後方能授官，而這一環節是“冒名”出現最多的一環。吏部選官的一個標準是出身和資歷，這就導致一部分人在出身和資歷上造假，“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特別是安史之亂後，由於儲存在中央的選人人事檔案散失殆盡，冒名頂替更加猖獗，“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腳。”
由於社會動盪，很多考生或已身故或流落他地難以找尋，這就給想要冒名頂替的人提供了很大的空子。
唐朝後期，冒名頂替非常普遍，民間相傳：“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即使官府對冒名之人身份有疑問，但是人事檔案已丟失，其人在家鄉的相鄰百姓早已在戰亂中逃離家鄉，哪裡還能找到驗證真身的親鄰呢？
宋代冒籍科舉
宋代科舉制度已施行多年，相關制度比較成熟，而且宋朝統治者實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對科舉極為重視。
為保證公平，宋朝實行了分地取人的解額制。所謂“解額”，就是士人透過各類發解試以後，獲得解送禮部參加省試的名額。宋初，發解試並沒有固定名額，導致貢舉人數太多，貢院之中人滿為患。到宋真宗時期，制定了固定解額制，各州郡都限定了參加貢舉的人數。
由於唐末和五代北方長期戰亂，造成經濟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教育水平相應的比北方有優勢。北宋中葉，山西人司馬光和江西人歐陽修就以“逐路取人”（按區域分配中舉名額）還是“憑才取人”展開了爭論。雖然最後宋英宗還是聽取了歐陽修的意見，但是在地區的解額分配中，加大了向北方地區傾斜的力度。
（明）仇英 《觀榜圖》區域性
宋朝初年，因為戰火未熄，人口流動量大，允許士子異地參加科考。但是到了開寶五年，讀書人就必須在籍貫地參加初級的科舉考試。
實行解額制以後，開封、應天等地因為解額較多，便於入選，不少士子為了提高中舉機率，舉家遷移至他處。更有甚者“背本宗而竄他譜，飛賕而移試他道”，造成了很多怪誕的現象，有父子、親兄弟鄉貫不同的情況，更有士子為了假冒戶貫居然改變親屬關係，自己的祖宗家譜都不要了，重金請求冒認在其它州郡家戶名下。
有計程車子祖先對國家有功，不用參加初試，但是這個名額一般是固定的，為了拿到這個名額也會出現冒名現象，但都是用的本家族人的名字。“士子又有免解偽冒入試者，或父兄沒而竊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
而針對這種“冒籍”的舞弊行為，政府也實行了嚴格的預防措施。一是清理核查戶籍，乾道年間曾立法：“非本土舉人，往緣邊久居或置產業為鄉貫者，杖一百，押歸本貫。”可見刑罰之嚴厲。
再一種方法就是常見的“結保”，參加貢舉考試計程車子，每十人為保，有冒籍或者其它違反考試規定的行為，一旦被人告發，同保人連坐，終生剝奪考試資格。“結保”的特點是一人違規，同保連坐，這使得非本保的考生也會用“鐳射眼”掃描其他組的每一個人，因為一旦發現有違規的情況就能同時淘汰十個人，自己的競爭對手就少了十個！
明清冒籍
為了穩定朝廷在全國的統治，明代科舉從宣德朝開始實行分割槽定額錄取制度，也即各省直鄉試都要按照所分配的解額錄取；會試則是將全國兩直十三布政司分為南、北、中三個大的區域，按比例錄取。其中，南卷佔會試錄取額的55%，北卷佔35%，中卷佔10%。這樣，一些心存僥倖計程車子“見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為流移，冒籍入試”。
為防止冒籍冒名，明代也沿襲了宋朝，實行嚴格的現籍地應試製度和相互“結保”制度。但是，冒籍在明代處罰較輕，只是對考生髮回原籍、廢去在此之前擁有的功名，以後還可以再考；對考官的任職予以罷免。所以，明代的冒籍頂替現象屢禁不止。
《科場條例》，清代關於科舉的專門立法
清代對科舉的不公平行為，實行了更加嚴格的預防和懲治措施，特別是在“防”上做更多文章。
清代有種說法“科舉必由學校”，就是說一個士子若想參加鄉試、會試、殿試，必須要經過童生試合格，成為府、州、縣的學員。童生試是科舉考試的起始，因此對參加考試考生的資格審查是極其嚴格的。順治二年規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方準應試。”這一舉措大大增加了冒籍的難度。
清代考試跟現在一樣，必須攜帶准考證。清代科舉考試准考證名為“院試卷結票”，考生赴考前需要親自去領取“院試卷結票”，如果在赴考時沒帶“院試卷結票”，不準參加考試。准考證上要寫有考生及其曾祖、祖父、父親、老師及鄰居的名字，還需要兩位保人畫押，以備在領取考卷時查驗考生真實身份。一旦被查出替考，將禍及全家，殃及鄰里。
清代為防冒籍還獨創了一項“審音”制度，即檢視學生的方言。清代的童生試中還有一項專門為防止考生冒籍而實行的審音制度。康熙四十年：“廣西省土官、土目子弟，有願考試者，先送附近儒學讀書，確驗鄉音收送。”
之後，審音制度在各地的童生試當中普遍推行。乾隆時期為了防範科場案發，審音有很大程度地重視，此時期出現因為審音而被查出的考生大有人在，均“照例懲治”，給予相應的處罰。
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是清代審音最為嚴格的地方，因為這兩個縣的入學率較之其他地方高，冒籍考生也多。最初，審音是由知縣負責，後因這兩縣的知縣有包庇縱容的行為，康熙三十九年規定：“嗣後審音不詳，或審出不據實承保者，分別以降級、革職論處。”到了雍正九年，又規定“嗣後由府尹不時稽查。”乾隆四年又改為府丞專管審音事。後在乾隆十年，有兩個官員再一次審音不力，激怒了乾隆，直接設定了專門的審音御史，自此成為定製。
清代的懲治措施較明代更為嚴厲，一旦發現冒籍或代考，考生和“槍手”一起問罪，帶枷號三個月，還要發配到煙瘴之地充軍，“結保”的考生一律打一百杖！雖然沒有直接斬首，但是讀書人身嬌體弱，帶著枷號徒步到邊地，可能多數走不到目的地就被折騰死了，更別提打一百棍，不死也癱了。
科舉考試自創立初始，就是為了改變朝中官員盡出豪門世族，而寒門子弟出仕無門的現象。不論貧窮還是富貴，只要有真才實學，都可以透過考試出將入相，為了維護考試公平，歷朝都在逐步完善相關制度，並且不斷加大懲罰措施，確保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考試展示自己的才學，從而實現夢想。
參考文獻：
張東光：《唐代科舉考試舞弊的防範與懲處》，《中州學刊》2007年第3期。
李立峰：《科舉配額制演化的歷史考察——兼論“憑才取人”與“逐路取人”之爭》，《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1期，2008年1月。
姚碩：《論兩宋科舉取士中的舞弊手段》，《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0期，2013年10月。
牛明鐸：《明代科舉防範與懲治作弊制度研究》，2016年福建師範大學博士畢業論文。
任志超：《清代科舉考試舞弊行為及防治措施研究》，2018年內蒙古大學碩士畢業論文。
最近，冒名頂替案鬧得沸沸揚揚，在2018年-2019年的山東高等學歷資料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結果，其中有242人被發現涉嫌冒名頂替入學取得學歷，公示期後學歷做登出處理。
自古以來，為了對抗包括冒名頂替在內的各種舞弊手段，古人也是花盡心思。但儘管如此，自隋唐科舉制度形成以來，考場舞弊幾乎在每一場科舉中都有發現，其中就包括冒名頂替。
唐代冒名選官
隋煬帝大業元年，科舉制正式創立。然而，隋朝僅二世而亡，科舉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規制。唐代繼承了科舉制度，但遠沒有達到標準化、規範化的程度，考生操作的空間很大。
唐代讀書人想要透過科舉出仕，首先要經過禮部主持的常舉考核，此時常舉考試的突出特點是試卷成績並不決定考試結果。因此，要想在常舉考試作弊，主要透過“行卷”和“通榜”。
“行卷”是請名流為自己的作品製造聲譽，以利錄取。應試舉子在參加省試之前，將自己平時的作品寫成卷軸，送給政壇權要或學界名流，以求其賞識並向主考官推薦。前段時間熱播的《無心法師3》中，柳青鸞就曾用“忙於行卷”的藉口推辭無心。
所謂“通榜”是主考官請有地位、聲望且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人來共同決定錄取名單。“通榜”者沒有看過試卷，他提出的名單主要是依據“行卷”來定奪。
另外，找槍手代考也是唐朝常舉考試的常見作弊方式。為了防止代考，一般要求考生提供有詳細體貌特徵的履歷。進場前，考官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份。由於古代沒有相片、指紋識別等技術，故設有識認官，專門識認考生，以防冒名頂替入場。每次考試時，考生須透過識認官驗證之後方可進場考試。
通過了常舉考試，考生還要經過吏部考試，全部合格後方能授官，而這一環節是“冒名”出現最多的一環。吏部選官的一個標準是出身和資歷，這就導致一部分人在出身和資歷上造假，“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承接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特別是安史之亂後，由於儲存在中央的選人人事檔案散失殆盡，冒名頂替更加猖獗，“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腳。”
由於社會動盪，很多考生或已身故或流落他地難以找尋，這就給想要冒名頂替的人提供了很大的空子。
唐朝後期，冒名頂替非常普遍，民間相傳：“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即使官府對冒名之人身份有疑問，但是人事檔案已丟失，其人在家鄉的相鄰百姓早已在戰亂中逃離家鄉，哪裡還能找到驗證真身的親鄰呢？
宋代冒籍科舉
宋代科舉制度已施行多年，相關制度比較成熟，而且宋朝統治者實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對科舉極為重視。
為保證公平，宋朝實行了分地取人的解額制。所謂“解額”，就是士人透過各類發解試以後，獲得解送禮部參加省試的名額。宋初，發解試並沒有固定名額，導致貢舉人數太多，貢院之中人滿為患。到宋真宗時期，制定了固定解額制，各州郡都限定了參加貢舉的人數。
由於唐末和五代北方長期戰亂，造成經濟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教育水平相應的比北方有優勢。北宋中葉，山西人司馬光和江西人歐陽修就以“逐路取人”（按區域分配中舉名額）還是“憑才取人”展開了爭論。雖然最後宋英宗還是聽取了歐陽修的意見，但是在地區的解額分配中，加大了向北方地區傾斜的力度。
（明）仇英 《觀榜圖》區域性
宋朝初年，因為戰火未熄，人口流動量大，允許士子異地參加科考。但是到了開寶五年，讀書人就必須在籍貫地參加初級的科舉考試。
實行解額制以後，開封、應天等地因為解額較多，便於入選，不少士子為了提高中舉機率，舉家遷移至他處。更有甚者“背本宗而竄他譜，飛賕而移試他道”，造成了很多怪誕的現象，有父子、親兄弟鄉貫不同的情況，更有士子為了假冒戶貫居然改變親屬關係，自己的祖宗家譜都不要了，重金請求冒認在其它州郡家戶名下。
有計程車子祖先對國家有功，不用參加初試，但是這個名額一般是固定的，為了拿到這個名額也會出現冒名現象，但都是用的本家族人的名字。“士子又有免解偽冒入試者，或父兄沒而竊代其名，或同族物故而填其籍。”
而針對這種“冒籍”的舞弊行為，政府也實行了嚴格的預防措施。一是清理核查戶籍，乾道年間曾立法：“非本土舉人，往緣邊久居或置產業為鄉貫者，杖一百，押歸本貫。”可見刑罰之嚴厲。
再一種方法就是常見的“結保”，參加貢舉考試計程車子，每十人為保，有冒籍或者其它違反考試規定的行為，一旦被人告發，同保人連坐，終生剝奪考試資格。“結保”的特點是一人違規，同保連坐，這使得非本保的考生也會用“鐳射眼”掃描其他組的每一個人，因為一旦發現有違規的情況就能同時淘汰十個人，自己的競爭對手就少了十個！
明清冒籍
為了穩定朝廷在全國的統治，明代科舉從宣德朝開始實行分割槽定額錄取制度，也即各省直鄉試都要按照所分配的解額錄取；會試則是將全國兩直十三布政司分為南、北、中三個大的區域，按比例錄取。其中，南卷佔會試錄取額的55%，北卷佔35%，中卷佔10%。這樣，一些心存僥倖計程車子“見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為流移，冒籍入試”。
為防止冒籍冒名，明代也沿襲了宋朝，實行嚴格的現籍地應試製度和相互“結保”制度。但是，冒籍在明代處罰較輕，只是對考生髮回原籍、廢去在此之前擁有的功名，以後還可以再考；對考官的任職予以罷免。所以，明代的冒籍頂替現象屢禁不止。
《科場條例》，清代關於科舉的專門立法
清代對科舉的不公平行為，實行了更加嚴格的預防和懲治措施，特別是在“防”上做更多文章。
清代有種說法“科舉必由學校”，就是說一個士子若想參加鄉試、會試、殿試，必須要經過童生試合格，成為府、州、縣的學員。童生試是科舉考試的起始，因此對參加考試考生的資格審查是極其嚴格的。順治二年規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方準應試。”這一舉措大大增加了冒籍的難度。
清代考試跟現在一樣，必須攜帶准考證。清代科舉考試准考證名為“院試卷結票”，考生赴考前需要親自去領取“院試卷結票”，如果在赴考時沒帶“院試卷結票”，不準參加考試。准考證上要寫有考生及其曾祖、祖父、父親、老師及鄰居的名字，還需要兩位保人畫押，以備在領取考卷時查驗考生真實身份。一旦被查出替考，將禍及全家，殃及鄰里。
清代為防冒籍還獨創了一項“審音”制度，即檢視學生的方言。清代的童生試中還有一項專門為防止考生冒籍而實行的審音制度。康熙四十年：“廣西省土官、土目子弟，有願考試者，先送附近儒學讀書，確驗鄉音收送。”
之後，審音制度在各地的童生試當中普遍推行。乾隆時期為了防範科場案發，審音有很大程度地重視，此時期出現因為審音而被查出的考生大有人在，均“照例懲治”，給予相應的處罰。
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是清代審音最為嚴格的地方，因為這兩個縣的入學率較之其他地方高，冒籍考生也多。最初，審音是由知縣負責，後因這兩縣的知縣有包庇縱容的行為，康熙三十九年規定：“嗣後審音不詳，或審出不據實承保者，分別以降級、革職論處。”到了雍正九年，又規定“嗣後由府尹不時稽查。”乾隆四年又改為府丞專管審音事。後在乾隆十年，有兩個官員再一次審音不力，激怒了乾隆，直接設定了專門的審音御史，自此成為定製。
清代的懲治措施較明代更為嚴厲，一旦發現冒籍或代考，考生和“槍手”一起問罪，帶枷號三個月，還要發配到煙瘴之地充軍，“結保”的考生一律打一百杖！雖然沒有直接斬首，但是讀書人身嬌體弱，帶著枷號徒步到邊地，可能多數走不到目的地就被折騰死了，更別提打一百棍，不死也癱了。
科舉考試自創立初始，就是為了改變朝中官員盡出豪門世族，而寒門子弟出仕無門的現象。不論貧窮還是富貴，只要有真才實學，都可以透過考試出將入相，為了維護考試公平，歷朝都在逐步完善相關制度，並且不斷加大懲罰措施，確保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考試展示自己的才學，從而實現夢想。
參考文獻：
張東光：《唐代科舉考試舞弊的防範與懲處》，《中州學刊》2007年第3期。
李立峰：《科舉配額制演化的歷史考察——兼論“憑才取人”與“逐路取人”之爭》，《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1期，2008年1月。
姚碩：《論兩宋科舉取士中的舞弊手段》，《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0期，2013年10月。
牛明鐸：《明代科舉防範與懲治作弊制度研究》，2016年福建師範大學博士畢業論文。
任志超：《清代科舉考試舞弊行為及防治措施研究》，2018年內蒙古大學碩士畢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