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詩辯護》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著名文藝理論家錫德尼的著作，全書先立後破，故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錫德尼提出自己對詩的獨特見解，是為立論部分；第二部分則是羅列出前人和今人對詩存在的偏見，並一一進行破斥，是為破論部分。
一、立論：詩歌在學術領域上的獨特地位
錫德尼認為，詩歌是一切學問之母。他盛讚試是“光明給予者”，一切的學問都經由詩的乳汁哺乳而茁壯成長。希臘最早的學術著作就是詩作，“讓博學的希臘在其多種多樣的科學中拿出一本寫在穆賽爾斯、和馬、荷西俄德之前的書來吧，而這三人都不是什麼別的人物而是詩人。” 不僅如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都是以詩人的面孔登場的，我們現在讀到他們的哲學殘篇，其實都是用詩的語言寫成的。就算是柏拉圖，這個敵視詩的哲學家，本身也是一個天才的詩人，“雖然他作品的內容和力量使哲學的，它們的外表和美麗卻是最為依靠詩的。” 難怪現今的古典語學家會稱柏拉圖為神話詩人和戲劇詩人了。值得一說的是，柏拉圖是歷史上反對詩的最著名代表，所以錫德尼在本篇的論述中從沒脫離過柏拉圖，他時而表達了自己對柏拉圖的景仰之情，時而有對柏拉圖嘲諷有加。我認為，錫德尼對柏拉圖的矛盾情感其實是和柏拉圖既是詩人而又反對詩人的矛盾身份相對應的。
除哲學外，錫德尼認為，一向標榜自己真實性的歷史學也要藉助詩的形式，甚至是力量。“希羅多德用九個文藝之神的名字來稱其歷史。他和他的追隨者都從詩詞盜竊了或者借用了熱情描寫來描寫強烈的情感和誰也不能證實的真正細節……” 哲學和歷史學要成為名正言順的學術，都必須在詩那裡汲取養分。“起初確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不能夠進入群眾審定之門，如果不先行取得詩的偉大寫照。” 所以，詩歌在古代應該享有從高的地位，現時代的人刻意偏低詩歌，可能是誤解或是遺忘了古人對詩歌的看法。所以，
錫德尼就從詞源學入手，重構了希臘人與羅馬人對詩的看法。
錫德尼認為，相較之古羅馬人，古希臘人對詩的理解較為準確地切近了詩的本質。希臘人稱詩人為Poieten，原意是“創造”。一切技藝都是以自然界為物件的，如天文學家觀察星象，數學家處理自然中各種數量的關係。沒有大自然，這些學科也就不會存在。唯獨是詩，它雖然也源自自然，但最終卻超出了自然。詩人憑藉自己豐富的想象和澎湃的詩情，創造出各種壯觀瑰麗的詩歌意象，如英雄、本神這些現實中並不存在的東西。所以，在錫德尼看來，詩是唯一擺脫了自然束縛、衝出自然的一種技藝。如此一來，詩人就成為了“創造者”，“他不侷限於自然的賜予它（自然）的賜予所許可的狹窄範圍，而自由自在地在自己才智的黃道帶中游行” 。錫德尼在這裡提出詩的創造說，暗中駁斥了關於詩的“模仿說”，即認為詩是對現實的簡單模仿。
在論述完詩歌的本意在於創造之後，錫德尼又明確提出了詩歌的目的在於創造。他說，“使人成為世人的並不是押韻和寫詩行，猶如使人成為律師的並不是長袍，律師穿著盔甲辯護也還是律師而不是軍人——只有那種怡悅性情的、有教育意義的美德、罪惡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虛構，這才是認識詩人的真正的標誌……” 在這裡，錫德尼明確表示，詩的標誌不在於其華美的辭藻，樣式或是韻律，而在於它具有德性教育意義。
在錫德尼眼中，學問就是要賦予人德性，使人趨於完美而不是什麼充實見識或增長見聞。只有詩才配享“學問的君王”這份榮譽，因為其他很多打著學問旗號的知識都敗壞了德性，例如數學，哲學和天文學，這些學問都只把目光集中在知識的積累和論證的嚴密之上，而忽視了人靈魂的完善和生活的幸福。“天文學家會注目星象而跌入臭溝；好問的哲學家會對自己茫然無知；數學家會把線劃得筆直而心不免歪斜。” 錫德尼直指這些學科都是工具性的，並不以人自身的德行為目的。而“一切人間之學問的目的的目的就是德行。” 個人認為，錫德尼在此表達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深刻關注，將學問與德性關聯起來，充分表現了當時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精神。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數學，哲學或天文學這些主流的學科因為忽視了人本身而無力參與“學問的君王”之競爭。而在錫德尼看來，有能力競選這個榮譽的就只有詩學、道德學和歷史學。
道德學家最大的劣勢是拙於修辭，他們只會玩弄蒼白乏味的道德規條。因此道學家需然也致力於德性的研究，但他的教條晦澀難懂，根本無力指導人們去過合德性的生活。歷史學家最大的弊端則是囿於現實，他們只能拿現實存在的東西來說教，卻缺乏深刻的道德規條，所以是一群只知道“實然”而不知道“應然”的人。
相反，詩卻是既長於辭藻，有富於想象。能夠用優美華麗，明白好記的語言去教授德性，又能夠創造出各種生動活潑的寓言故事去讓人明辨是非。錫德尼用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誨》與歷史學家關於居魯士王的一些記載去作對比而得出結論，一個用詩意刻畫的居魯士比一個真實的居魯士更具教育意義。
錫德尼進一步指出，詩歌之所以優於其他學問，是因為它並不單單是在教育我們，更是在感化我們，它不僅讓我們知道德性的生活是應該過的，更讓我們去渴求過這樣的生活。“使人家被感動得去實行我們所知道的忙活著被感動得願意去知道的，這才真是功夫，真是功夫。” 到此，錫德尼不僅論證了詩是一切學問之母，更論證了詩是一切學問的君王。“在一切學問中……我們的詩人是君王。因為他不但指出了道路，而且給了這道路一個可愛的遠景，以致會引人進入這道路。” 至此，錫德尼的立論部分就完成了。
二、破論：對詩歌的指控與辯護
當時的人嘲笑詩歌是因為他們認為詩人都只是在尋覓詩韻，這也構成了對詩的第一個指控。但正如前文已經解釋過，在錫德尼的心目中，詩的本質並不在於詩韻或排成詩行。詩人講求形式和押韻只是為了使詩方便記誦罷了，所以錫德尼會說，“一個人可以是寫個詩行的作者，也可以是個沒寫個詩行的詩人。” 對詩的第二個指控是詩浪費了人的光陰。但正如錫德尼已經說過，詩能教化人，是使人嚮往德行的學問。而德行對於人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詩也是最終要的知識。如此說來，將時間用在最重要的知識上面當然就不是浪費光陰了。
對詩的第四個指控是它濫用了人們的才智，使它習於放肆的邪惡和淫慾。錫德尼承認了這種現象的存在，但他卻巧妙地指出，錯的其實並不在於詩，而在於人。“他們發現他們的判斷可以不用爭吵而顛倒一下的，即可以不說詩糟蹋了人的才智而說人的才智糟蹋了詩。” 所以，並不是詩本身是可恨的，而是人對詩的濫用使得詩好像是可恨的，歸根到底，真正可恨的還是人內在的邪惡和愚昧。儘管錫德尼承認了詩又被濫用的可能，並且詩一旦被濫用會造成各種惡果，但這不能成為責難詩的一個理由。因為詩也有被正當使用的可能，並且詩一旦被正當使用了，就會帶來極大的好處。這就好像醫藥一樣，用得好能救死扶傷，用得不好則會置人於死地，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放棄醫藥。
對詩的第五個指控是詩會使人慵懶和軟弱。錫德尼認為，這個指控不單單是針對詩，更是針對一切與書本有關的學問，但這只是無知者的偏見。因為知識本身並不反對行動，相反，一切行動都要以掌握某種知識為前提，而掌握知識的唯一途徑就是讀書。並且，說詩使人軟弱也是有違事實的，詩其實是“軍營的夥伴”。錫德尼舉出了亞歷山大對荷馬史詩的鐘情這個例子以支撐這一論點。
對詩的最大指控來自於哲學家柏拉圖。柏拉圖在他的鉅著《理想國》中指出詩人的種種弊病，並明確表示應該將詩人逐出城邦，從而挑起了古希臘的詩學與哲學之爭。每一個企圖為詩辯護的人或者是議論詩的人都不能繞開柏拉圖，錫德尼當然也不例外。在此，錫德尼重新解讀了柏拉圖對於詩而提出的主張，“柏拉圖——關於他的權威主張，我確實寧可公正地解說而不故意拒絕——並不泛指一切詩人；柏拉圖只想趕出那種對於神的錯誤主張……那種主張，柏拉圖可能認為是當時有中網的人所滋長的” 聯絡錫德尼在關於詩歌第四個指控的辯護中區分了詩與詩的濫用，柏拉圖反對的可能不是詩本身，而是詩的濫用。有幾個論點可以印證這種看法，其一就是柏拉圖自身所表現出的詩人才華，以及在他的作品《伊安篇》中給詩以崇高的讚美和神妙的讚美，憑藉這一點，錫德尼就傾向於相信是人們誤解了柏拉圖而非柏拉圖誤解了詩。另外一點就是與柏拉圖最親近的兩個人，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與他的偉大學生亞里士多德，都對詩有著濃厚的興趣。蘇格拉底曾經希望將《伊索寓言》翻譯成詩，而亞里士多德更有《詩學》傳世。
到此為止，錫德尼為詩的辯護就基本上完成了。在接下來的部分，他評述了英國當時的詩壇狀況，由於我對英詩和戲劇一無所知，就不再贅述了。總的來說，《為詩辯護》語言優美，論證嚴謹，充分顯示出錫德尼的理論才華和文學天賦。
參考資料：錫德尼：《為詩辯護》，錢學熙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為詩辯護》是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著名文藝理論家錫德尼的著作，全書先立後破，故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錫德尼提出自己對詩的獨特見解，是為立論部分；第二部分則是羅列出前人和今人對詩存在的偏見，並一一進行破斥，是為破論部分。
一、立論：詩歌在學術領域上的獨特地位
錫德尼認為，詩歌是一切學問之母。他盛讚試是“光明給予者”，一切的學問都經由詩的乳汁哺乳而茁壯成長。希臘最早的學術著作就是詩作，“讓博學的希臘在其多種多樣的科學中拿出一本寫在穆賽爾斯、和馬、荷西俄德之前的書來吧，而這三人都不是什麼別的人物而是詩人。” 不僅如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都是以詩人的面孔登場的，我們現在讀到他們的哲學殘篇，其實都是用詩的語言寫成的。就算是柏拉圖，這個敵視詩的哲學家，本身也是一個天才的詩人，“雖然他作品的內容和力量使哲學的，它們的外表和美麗卻是最為依靠詩的。” 難怪現今的古典語學家會稱柏拉圖為神話詩人和戲劇詩人了。值得一說的是，柏拉圖是歷史上反對詩的最著名代表，所以錫德尼在本篇的論述中從沒脫離過柏拉圖，他時而表達了自己對柏拉圖的景仰之情，時而有對柏拉圖嘲諷有加。我認為，錫德尼對柏拉圖的矛盾情感其實是和柏拉圖既是詩人而又反對詩人的矛盾身份相對應的。
除哲學外，錫德尼認為，一向標榜自己真實性的歷史學也要藉助詩的形式，甚至是力量。“希羅多德用九個文藝之神的名字來稱其歷史。他和他的追隨者都從詩詞盜竊了或者借用了熱情描寫來描寫強烈的情感和誰也不能證實的真正細節……” 哲學和歷史學要成為名正言順的學術，都必須在詩那裡汲取養分。“起初確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不能夠進入群眾審定之門，如果不先行取得詩的偉大寫照。” 所以，詩歌在古代應該享有從高的地位，現時代的人刻意偏低詩歌，可能是誤解或是遺忘了古人對詩歌的看法。所以，
錫德尼就從詞源學入手，重構了希臘人與羅馬人對詩的看法。
錫德尼認為，相較之古羅馬人，古希臘人對詩的理解較為準確地切近了詩的本質。希臘人稱詩人為Poieten，原意是“創造”。一切技藝都是以自然界為物件的，如天文學家觀察星象，數學家處理自然中各種數量的關係。沒有大自然，這些學科也就不會存在。唯獨是詩，它雖然也源自自然，但最終卻超出了自然。詩人憑藉自己豐富的想象和澎湃的詩情，創造出各種壯觀瑰麗的詩歌意象，如英雄、本神這些現實中並不存在的東西。所以，在錫德尼看來，詩是唯一擺脫了自然束縛、衝出自然的一種技藝。如此一來，詩人就成為了“創造者”，“他不侷限於自然的賜予它（自然）的賜予所許可的狹窄範圍，而自由自在地在自己才智的黃道帶中游行” 。錫德尼在這裡提出詩的創造說，暗中駁斥了關於詩的“模仿說”，即認為詩是對現實的簡單模仿。
在論述完詩歌的本意在於創造之後，錫德尼又明確提出了詩歌的目的在於創造。他說，“使人成為世人的並不是押韻和寫詩行，猶如使人成為律師的並不是長袍，律師穿著盔甲辯護也還是律師而不是軍人——只有那種怡悅性情的、有教育意義的美德、罪惡或其他等等的卓越形象的虛構，這才是認識詩人的真正的標誌……” 在這裡，錫德尼明確表示，詩的標誌不在於其華美的辭藻，樣式或是韻律，而在於它具有德性教育意義。
在錫德尼眼中，學問就是要賦予人德性，使人趨於完美而不是什麼充實見識或增長見聞。只有詩才配享“學問的君王”這份榮譽，因為其他很多打著學問旗號的知識都敗壞了德性，例如數學，哲學和天文學，這些學問都只把目光集中在知識的積累和論證的嚴密之上，而忽視了人靈魂的完善和生活的幸福。“天文學家會注目星象而跌入臭溝；好問的哲學家會對自己茫然無知；數學家會把線劃得筆直而心不免歪斜。” 錫德尼直指這些學科都是工具性的，並不以人自身的德行為目的。而“一切人間之學問的目的的目的就是德行。” 個人認為，錫德尼在此表達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深刻關注，將學問與德性關聯起來，充分表現了當時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精神。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數學，哲學或天文學這些主流的學科因為忽視了人本身而無力參與“學問的君王”之競爭。而在錫德尼看來，有能力競選這個榮譽的就只有詩學、道德學和歷史學。
道德學家最大的劣勢是拙於修辭，他們只會玩弄蒼白乏味的道德規條。因此道學家需然也致力於德性的研究，但他的教條晦澀難懂，根本無力指導人們去過合德性的生活。歷史學家最大的弊端則是囿於現實，他們只能拿現實存在的東西來說教，卻缺乏深刻的道德規條，所以是一群只知道“實然”而不知道“應然”的人。
相反，詩卻是既長於辭藻，有富於想象。能夠用優美華麗，明白好記的語言去教授德性，又能夠創造出各種生動活潑的寓言故事去讓人明辨是非。錫德尼用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誨》與歷史學家關於居魯士王的一些記載去作對比而得出結論，一個用詩意刻畫的居魯士比一個真實的居魯士更具教育意義。
錫德尼進一步指出，詩歌之所以優於其他學問，是因為它並不單單是在教育我們，更是在感化我們，它不僅讓我們知道德性的生活是應該過的，更讓我們去渴求過這樣的生活。“使人家被感動得去實行我們所知道的忙活著被感動得願意去知道的，這才真是功夫，真是功夫。” 到此，錫德尼不僅論證了詩是一切學問之母，更論證了詩是一切學問的君王。“在一切學問中……我們的詩人是君王。因為他不但指出了道路，而且給了這道路一個可愛的遠景，以致會引人進入這道路。” 至此，錫德尼的立論部分就完成了。
二、破論：對詩歌的指控與辯護
當時的人嘲笑詩歌是因為他們認為詩人都只是在尋覓詩韻，這也構成了對詩的第一個指控。但正如前文已經解釋過，在錫德尼的心目中，詩的本質並不在於詩韻或排成詩行。詩人講求形式和押韻只是為了使詩方便記誦罷了，所以錫德尼會說，“一個人可以是寫個詩行的作者，也可以是個沒寫個詩行的詩人。” 對詩的第二個指控是詩浪費了人的光陰。但正如錫德尼已經說過，詩能教化人，是使人嚮往德行的學問。而德行對於人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詩也是最終要的知識。如此說來，將時間用在最重要的知識上面當然就不是浪費光陰了。
對詩的第四個指控是它濫用了人們的才智，使它習於放肆的邪惡和淫慾。錫德尼承認了這種現象的存在，但他卻巧妙地指出，錯的其實並不在於詩，而在於人。“他們發現他們的判斷可以不用爭吵而顛倒一下的，即可以不說詩糟蹋了人的才智而說人的才智糟蹋了詩。” 所以，並不是詩本身是可恨的，而是人對詩的濫用使得詩好像是可恨的，歸根到底，真正可恨的還是人內在的邪惡和愚昧。儘管錫德尼承認了詩又被濫用的可能，並且詩一旦被濫用會造成各種惡果，但這不能成為責難詩的一個理由。因為詩也有被正當使用的可能，並且詩一旦被正當使用了，就會帶來極大的好處。這就好像醫藥一樣，用得好能救死扶傷，用得不好則會置人於死地，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放棄醫藥。
對詩的第五個指控是詩會使人慵懶和軟弱。錫德尼認為，這個指控不單單是針對詩，更是針對一切與書本有關的學問，但這只是無知者的偏見。因為知識本身並不反對行動，相反，一切行動都要以掌握某種知識為前提，而掌握知識的唯一途徑就是讀書。並且，說詩使人軟弱也是有違事實的，詩其實是“軍營的夥伴”。錫德尼舉出了亞歷山大對荷馬史詩的鐘情這個例子以支撐這一論點。
對詩的最大指控來自於哲學家柏拉圖。柏拉圖在他的鉅著《理想國》中指出詩人的種種弊病，並明確表示應該將詩人逐出城邦，從而挑起了古希臘的詩學與哲學之爭。每一個企圖為詩辯護的人或者是議論詩的人都不能繞開柏拉圖，錫德尼當然也不例外。在此，錫德尼重新解讀了柏拉圖對於詩而提出的主張，“柏拉圖——關於他的權威主張，我確實寧可公正地解說而不故意拒絕——並不泛指一切詩人；柏拉圖只想趕出那種對於神的錯誤主張……那種主張，柏拉圖可能認為是當時有中網的人所滋長的” 聯絡錫德尼在關於詩歌第四個指控的辯護中區分了詩與詩的濫用，柏拉圖反對的可能不是詩本身，而是詩的濫用。有幾個論點可以印證這種看法，其一就是柏拉圖自身所表現出的詩人才華，以及在他的作品《伊安篇》中給詩以崇高的讚美和神妙的讚美，憑藉這一點，錫德尼就傾向於相信是人們誤解了柏拉圖而非柏拉圖誤解了詩。另外一點就是與柏拉圖最親近的兩個人，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與他的偉大學生亞里士多德，都對詩有著濃厚的興趣。蘇格拉底曾經希望將《伊索寓言》翻譯成詩，而亞里士多德更有《詩學》傳世。
到此為止，錫德尼為詩的辯護就基本上完成了。在接下來的部分，他評述了英國當時的詩壇狀況，由於我對英詩和戲劇一無所知，就不再贅述了。總的來說，《為詩辯護》語言優美，論證嚴謹，充分顯示出錫德尼的理論才華和文學天賦。
參考資料：錫德尼：《為詩辯護》，錢學熙譯，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