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家的思想、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問題，司馬遷主要提出了兩點：其一，他認為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的內容好壞是一致的。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與《離騷》的關係是：“其志潔，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所謂“其志潔，故其言物芳”就明確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人格對作品內容的決定作用。清代葉燮在他的《原詩》中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魯迅在《革命文學》中形象地說這兩者的關係是：“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說法不同，所表述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所謂“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云云，則是融而為一地既是說屈原其人，又是說《離騷》其詩，真是“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兩者合二而一了。
其二，司馬遷提出了受辱發憤說。他認為許多文學家的成功，許多名著的出現，往往與文學家個人的受辱發憤分不開。他在《平原君虞卿列傳》中說：“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雲。”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他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就是批評史上講的“發憤著書”說。
所謂“忍辱發憤”，這是司馬遷生死觀的表現之一。司馬遷認為：“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認為人要死得有價值，不然就要暫時隱忍，以求幹成一種大事業。所謂“發憤著書”，這裡面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受挫折、受侮辱，能夠給人一種激勵，能夠使人的意志更加頑強，能夠讓人的生命放出更加絢麗的火花；其二是受挫折、受侮辱能使人的思想認識產生飛躍，能使人猛醒，能使人認清過去一帆風順時所不容易認清的東西。試想，如果司馬遷一輩子都像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的：“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如果司馬遷一輩子始終處於這種精神狀態下，那他的《史記》將會寫成什麼樣子呢？正是由於受宮刑，才使他的頭腦更清醒了，眼光更明亮了，才使他更多地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美德，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種種黑暗、腐朽與陰私。受宮刑對司馬遷的肉體與精神的摧殘是嚴重的，但這卻是使《史記》的思想內容產生巨大飛躍的重要條件。
司馬遷這種“發憤著書”說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影響，唐代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在《調張籍》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而李白、杜甫的身世呢?韓愈說：“唯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也是窮愁困辱造就了—代詩豪。到了宋代，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些雖與司馬遷的說法不完全相同，但其一脈相承是顯而易見的。“發憤著書”、“不平則嗚”、“窮而後工”，都是說窮愁困辱是使人取得創作上成就的一種動力、一種基因；而這種理論一旦成立後，又反過來成了鼓舞坎坷不遇、身處逆境的人們的一種精神力量。蘇軾《和晁同年九日見寄》詩說：“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就是用這種話頭來安慰人的。
關於作家的思想、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問題，司馬遷主要提出了兩點：其一，他認為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的內容好壞是一致的。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與《離騷》的關係是：“其志潔，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所謂“其志潔，故其言物芳”就明確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人格對作品內容的決定作用。清代葉燮在他的《原詩》中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魯迅在《革命文學》中形象地說這兩者的關係是：“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說法不同，所表述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所謂“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云云，則是融而為一地既是說屈原其人，又是說《離騷》其詩，真是“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兩者合二而一了。
其二，司馬遷提出了受辱發憤說。他認為許多文學家的成功，許多名著的出現，往往與文學家個人的受辱發憤分不開。他在《平原君虞卿列傳》中說：“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雲。”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他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就是批評史上講的“發憤著書”說。
所謂“忍辱發憤”，這是司馬遷生死觀的表現之一。司馬遷認為：“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認為人要死得有價值，不然就要暫時隱忍，以求幹成一種大事業。所謂“發憤著書”，這裡面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受挫折、受侮辱，能夠給人一種激勵，能夠使人的意志更加頑強，能夠讓人的生命放出更加絢麗的火花；其二是受挫折、受侮辱能使人的思想認識產生飛躍，能使人猛醒，能使人認清過去一帆風順時所不容易認清的東西。試想，如果司馬遷一輩子都像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說的：“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如果司馬遷一輩子始終處於這種精神狀態下，那他的《史記》將會寫成什麼樣子呢？正是由於受宮刑，才使他的頭腦更清醒了，眼光更明亮了，才使他更多地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美德，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種種黑暗、腐朽與陰私。受宮刑對司馬遷的肉體與精神的摧殘是嚴重的，但這卻是使《史記》的思想內容產生巨大飛躍的重要條件。
司馬遷這種“發憤著書”說在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影響，唐代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在《調張籍》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而李白、杜甫的身世呢?韓愈說：“唯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也是窮愁困辱造就了—代詩豪。到了宋代，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些雖與司馬遷的說法不完全相同，但其一脈相承是顯而易見的。“發憤著書”、“不平則嗚”、“窮而後工”，都是說窮愁困辱是使人取得創作上成就的一種動力、一種基因；而這種理論一旦成立後，又反過來成了鼓舞坎坷不遇、身處逆境的人們的一種精神力量。蘇軾《和晁同年九日見寄》詩說：“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就是用這種話頭來安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