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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過去了,春天卻遲遲不來。

    蘇聯“老大哥”承諾的那顆原子彈教學模型、那一車皮的俄文資料像空中的遊雲,隨風而逝。蘇聯專家撤走了,臨走,他們留下贈言:

    “在原子領域裡,你們華人的大腦還是一片空白!”“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赫魯曉夫想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建潛水艇基地。毛澤東說:“英華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多外華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曉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了。”“我們寧可被碾得粉碎也決不屈服!”

    蘇聯背信棄義的1959年6月,被作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596”。

    聶榮臻說,靠別人靠不住,也靠不起。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科學家。

    鄧稼先告訴大學生們,“沒有他們我們照樣能幹,而且可以幹得更好。儘管今後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艱險的,但是,什麼困難也動搖不了我們的決心。為了造出‘爭氣彈’,我們甘願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1960年7月28日,核工業部副部長錢三強再一次把鄧稼先請到辦公室。

    他告訴鄧稼先,“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要由你領導的那個理論研究室來承擔。”歷史選擇了鄧稼先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劉西堯稱原子彈理論設計為“龍頭”的“立方”。要造原子彈,首先要拿出理論設計方案。如同建房要有圖紙一般,這是重中之重。

    拿出這張“圖紙”,彷彿要在神聖的黑夜裡走遍大地。鄧稼先肩負大山般的重壓,艱難前行。

    鄧稼先既要“攻關”搞運算,又要“掃盲”培育原子新人。他的生活緊張而忙碌。

    在1960年春天,巨大的障礙出現了。他們必須獲得製造原子彈的一個關鍵引數。他們曾經問過蘇聯專家的那個數值,他們要進一步驗證。這是一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關鍵數值,一切數值都必須準確無誤。蘇聯專家給的那個數值究竟對不對?計算的結果總是難以相符。鄧稼先跟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算下去。他們每算一遍要有幾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解五六個方程式。到了年底,計算機使用的打孔紙帶一麻袋一麻袋,從地面堆到屋頂。不管再難再枯燥,他們都必須把這個重要數值搞準確。他們忍受著疲倦、焦慮和煎熬。從春到夏,從夏到秋,他們先後經過九遍計算,最後驗證了鄧稼先他們所得出的資料。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把他們的這次計算譽為: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

    攻關的歲月正是國家困難時期。這些奮戰的年輕人常常在緊張的運算之後,疲憊地呼喚:“老鄧,我們餓,我們好餓呀!”

    鄧稼先馬上應道:“好的,你們等著,我這就想辦法去!”沒過多久,鄧稼先從外面拎回一包高價餅乾。大家立刻把他團團圍住。

    每當他們突破一個難關,鄧稼先都會興奮地說:“夥計們,都推車子去!”大家知道,老鄧又要請他們撮一頓。在商品緊缺的年代,老鄧的善舉常給自身帶來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進展,他還是想有所表示。這時,他就會悄悄溜出去,買些火燒回來,大夥一哄而上。他會在一旁笑著說:“也給我留一口啊!”

    飢餓的年代,他們吃菠菜蘸醬油。又攻克重大難關,年輕的竺家亨說:“老鄧,怎麼樣?撮一頓,這次好好請我們,我們工作乾的多漂亮!”

    “走。推車子,到砂鍋居。”

    大夥一陣歡呼。“聽說,那裡可以從豬頭吃到豬尾。”

    那天,他們也從豬頭吃到豬尾,還喝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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