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脫歐公投透過辭職的首相卡梅倫】

【承諾脫歐成功辭職的首相特麗莎·梅】

當年英國毫不猶豫地加入歐盟，目的其實比較簡單。那就是在戰後各國開足馬力重振經濟與社會建設的時候，英國感受到了自己因為地緣因素造成的乏力感，海峽之隔造成的交通因素，使得法德比奧等中歐國家在工業產能方面的聯合優勢非常明顯，面對蘇聯解體和全球化的到來，英國積極地加入歐盟，希望分享全球化的果實。為此英國是真誠付出過代價的，簽證的開放，軍事合作，還有為了歐元放棄了自己英鎊的世界地位，要知道，當年的英鎊，其實是相比美元更加穩定的硬通級別貨幣，由於歷史原因，英鎊在非洲，南亞以及東南亞的影響力甚至是超越美元的。

但是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的歐洲債務危機，讓英國感受到了自己的乏力與法德兩國的有難無法同當。而這種乏力與被邊緣化，使得英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小情緒”。

首先，英國政商兩屆開始警醒到，自己的優勢正在被法德兩國及其歐洲其他國家所分享，其中包括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持續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法蘭克福與巴黎。在工業製造方面，英國本土製造的影響力與市場份額也持續被法國與德國企業所取代。在全球化浪潮之中，英國企業的虛擬資本化與勞動力轉移，雖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卻大幅度地造成英國本土的失業率上升與經濟格局失衡。因為產業轉移的同時，大量的中歐與東歐欠發達國家勞動力湧入英國本土，並以相較本土英華人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取得就業優勢，酒吧服務員，計程車司機，保姆，保潔等等工作，很多被東歐人所佔據。將近二十年的歐洲之路走下來，英國的三大傳統支柱產業，軍工、教育與金融，基本被稜角磨平，溫水煮娃。而英國中下層就業人群則感受到了十足的壓力，因為他們所需要的基本薪酬水平遠遠高於東歐人群。

其次，英華人自己經濟乏力也罷了，這可以說自己不爭氣，但是在歐洲債務危機過程之中，英國發現自己在歐盟之中的決策影響力非常乏力，明明自己是歐盟當中交第三多會費的國家，但是在歐盟集體決策當中，基本是法國和德國在說了算，其中比如對葡萄牙和義大利的債務救市政策，對希臘的留歐舉措，以及歐元區未來的金融機制、風險防範等等，英國雖然可以發聲，但基本上是法國與德國在決策，即使相互吵架，也是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矛盾。

不管是自己的原因，還是其他因素，付出得不到回報，付出少於回報——是英國各階層對於將近30年歐盟之路的現狀總結，在特朗普上臺之後右翼國家主義的迅猛回頭浪潮之中，英國開啟了自己的脫歐選擇。

特朗普上臺之後的右翼現實路徑國家優先主義，讓諸多國家看到了復興之路的路徑，也引領了右翼政治浪潮的崛起，特麗莎·梅當年的大選競選口號之中，提到最多的片語，也是一個更加強大的英國。毫無疑問，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已經很難分享和擴大新利益的傳統壟斷資本國家，帶上國家主義的帽子，拿起保護主義的大棒，重回重商主義模式，顯然是最優選擇。

什麼是重商主義，那就是用堅船利炮撬開別國大門，改變國家間市場平衡，強行掠奪廉價生產原料，透過強買強賣和保護主義獲得剪刀差利益。然而英國不敢學習美國，當前也無法學習美國使用關稅和強勢的移民政策，因為有歐盟條款束縛在先，所以，脫歐就成了必然選擇，脫歐之後，關稅肯定要漲，移民肯定要趕。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背後默默挑唆支援也是英國奮勇脫歐的原因，在特朗普向歐洲傾銷能源的這步大旗之中，與美國僅大西洋之隔的英國，顯然是美國登陸歐洲的最好選擇。在美國的誘惑下，英國未來想成為油氣能源輸入的起點。2018年，美國已經在英國大西洋沿岸地區興建了總共三處超大規模油氣設施。 最後，美國拉攏了英國，也就達成了分裂歐洲的第一步。

英國的脫歐變拖歐，其中黨派鬥爭佔七成，利益鬥爭是剩下的三成。

黨派鬥爭方面，無論是保守黨內部還是最大在野黨工黨，都想將脫歐造成英國損失推到特麗莎·梅的頭上，尤其在特麗莎·梅承諾如果脫歐方案能夠透過自己將辭職的承諾之後，黨內野心者想借機趕她下臺，而在野黨則藉機攻擊她無心脫歐有心拖延，以此試圖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援。

利益分配方面，英華人一部分資本家和工人群體，既想保證自己的勞動力廉價，就業與對歐貿易優勢，同時又不願意被更多的歐洲移民與歐洲企業擠壓，因此，關稅方面是最大的扯皮的點，也是這部分人不願意無協議脫歐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