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底，古典文學專家羅根澤崩潰了。
這年12月，羅被人當成專家請去評閱“三十一年度高考國文試卷”，也就是給一批“高考作文”打分。當時的“高考”與今天的含義不同，其全稱是“高等文官考試”，參加者須是大學畢業生。
這次考試的作文題目是：
“試以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引證荀子‘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之說。”
意思是：請你利用近代文明發展的各種案例，來“引證”一下荀子的名言。那名言的大意是“與其歌頌天，不如控制天命來為我所用”。也有人解釋為“與其跟在天的後面讚頌皇天隆物的功德，不如將天所生之萬物合理地安排規劃而加以利用”。
評閱了四百多篇作文後，羅根澤體驗到了何謂抓狂。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本來計劃將作文裡的“錯別字和不合文法的句子抄錄下來”，供其他人引以為戒。結果越抄越多，無窮無盡，有些人連“小兔子”都可以寫成“小冤子”。無奈之下，只得作罷。
深受刺激的羅，稍後在《國文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搶救國文》的長文，大聲疾呼眾人起來救一救奄奄一息的國文寫作。文章裡，羅列舉了多篇讓他抓狂的“妙文”。比如其中一篇這樣寫道：
“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一為飛機，二為氣球。舉凡吾國慶祝勝利之日，齊叢集機，臨風飄揚，藉以誌慶，則人民定當從而頌之。至於氣球，當此敵死我生之時，欲以消滅敵人之殺人工具，惟有將氣球放在天空，則可按敵人之重要軍事不防（注：錯別字，當為“佈防”，原文如此）之地，而殲滅之，此其制天命而用之。斯二者，即為事實之證明，亦即為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也。”
羅根澤吐槽說，這篇作文以為近代文明只有飛機和氣球，把飛機上天當成“從天而頌之”，把氣球殺敵當成“制天命而用之”，只是常識不夠，其實還算好的。更“妙”的是下面這篇作文：
“文明者，文化發展之謂。而文化發展之由，莫不有其所自出。其所自出者何，曰道而已耳。夫道之為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僅存於人群意識之中。此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者是。凡天下事物背於此意識者謂之逆，合於此意識者謂之順，順則文化發達而繁衍，逆則文化萎退而滅亡。古之神權文明封建文明之所以見墜於今日，物質文明民主文明之所以勃興於此時者，一逆一順也。然天道靡常，惟聖賢能察而頌之，從而制之。荀子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是之謂歟?”
這一大段作文，讀起來特別有層次感。但只要略加細思，就可以發現，作者只是在不斷地玩“同義重複”，一句有實際涵義的話都沒有——作文大意是：文明就是文化發展，文化發展從“道”那裡來，“道”是個摸不著看不見的東西，順著“道”文化就發達，逆著“道”文化就萎縮。這個“道”，只有聖人能夠察覺到它，然後歌頌它、控制它。荀子大概就是那樣的人。這些全是廢話。
羅根澤吐槽說，這篇作文是“整篇糊塗”，而“糊塗是無法清醒的”，把作文寫成這樣，可以說是沒救了。
羅還說，國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教會學生“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也就是好好說話，好好地將事情說清楚、將道理說明白、將情緒表達準確、將意願如實傳達，讓別人聽得懂看得明白。如今，大學生們的“高考作文”爛成了這個樣子，“不禁令我喊出‘搶救國文’的慘痛呼聲”。
羅根澤覺得問題出在“潮流”和“制度”上。所謂“潮流”就是西化，“摩登的青年”對非西化的國文不感興趣。“制度”則是指按教育部的規定，國文教員必須擔任三個班的教學任務，才能得到“專任教員”的待遇。但三個班的作文批改需要大量的時間，結果就是要麼減少作文課的數量，要麼草草批改了事。
桂林的陳卓如不太同意羅根澤的這些意見。他說，自己也主張要讓年輕人學好國文，但問題可能並不像羅根澤說的那樣簡單：
“老實說，在現行的學制下，出這樣的題目只配有這類的卷子。……以這次的題目而論，論荀子的‘天命’簡直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不過要拿這題目來接搭近代文明，實在有點不倫不類，其滑稽也僅亞於‘墨子是印度人’，‘天主教的十字架就是墨家的矩子’之類。”
意即：腦子糊塗的出題人，出了如此糊塗的作文題，當然只配得到一堆愚蠢的作文。陳卓如說，他希望“現在從事國文教學的人”多反省反省自己，多想一想學生的困難。而不是一味地對學生的爛作文冷嘲熱諷。
葉說，就羅根澤舉例的那些“妙文”來說，這些大學生的國文能力確實是爛，而且首先爛的還不是作文，而是他們的閱讀理解能力。這些人連題目都沒有讀懂。題目既然讓你用甲來“引證”乙，理所當然要先把乙是什麼解釋明白，再來用甲去證明它。結果，這幫學生幾乎全都把“天”“天命”解讀成了天空，說什麼天空中有飛機，所以是“頌天”；天空中有氣球可以制敵，所以是“制天命”。這實在太離譜了。
但葉聖陶並不想把主要的板子打在學生屁股上。他更認同一種觀點：“要是一定要救的話，我看還是先把那些出題目的先生們救一救的好”。
葉說，諸位想一想，出這個作文題目的人，他預期中的“合格”文章會是什麼樣子？他一定認為，應試者能夠讀懂荀子的那些古話，然後在作文裡“說到近代文明的發展，控制自然呀，利用自然呀，都是近代人的業績；可是咱們的荀子在很古的時代早已見到了，於是讚歎一陣，懿歟休哉！”我們的老祖宗真是太厲害了！這樣一寫，既鑑了古，又知了今，既體現出了對“固有文化”的深刻理解，也體現了對“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寫到這個程度，出題人肯定就會願意給個至少八十分了。可是呢，荀子雖然說了那樣一句話，到底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不是一件件具體的近代文明。非要把荀子的話和近代文明扯在一起，“這中間隱伏著一段阿Q精神”。什麼叫阿Q精神？就是因為自卑所以喜歡自誇，拿自誇來掩飾自卑。迴避我們在近代文明的發展中究竟有多少功勞，“僅僅說近代文明發展的原理，咱們的荀子老早說過了，因而臉上現出榮耀的神色，這就不免是阿Q的同志”。
簡言之：出題人是個阿Q，搞了一道充滿了阿Q精神的作文題，自然是希望應試者也個個去做阿Q。先有奇葩考題，然後才會有這麼多的奇葩作文。
進而，葉聖陶將問題的剖析深入到考試本身。他說：我們平時會不會滿腦子想著要圍繞著“學而時習之”之類的東西寫一篇文章？當然不會啊，我們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時候是“需要寫一封信，寫一份報告書，寫一篇小說”。只有在國文考試的時候，才會被要求寫“近代文明和荀子”那種東西。學生“一篇一篇地寫那並無寫作動機的文章，為的是應付考試”。這種應付其實就是八股傳統。“寫信不用八股，記事不用八股，著書立說不用八股，唯有應試採用八股”，八股就是“不要你說自己認為要說的、值得說的話，你能夠揣摩題目的意旨以及出題目的人的意旨，按著腔調，咿唔一陣，就算你的本領；如果遇到無可奈何的題目，你能夠無中生有，瞎三話四，卻又叮叮噹噹的頗有聲調，那更見出你的才情。”
對於學生能否擺脫八股作文，葉聖陶的看法很悲觀，說自己“實在不能預言該要多少年”。他希望應試者能夠“自己明白落在悲劇中間”，這樣總比每天稀裡糊塗練八股文要好一些。明白了之後，“遇到這類題目，就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有了應對的辦法；而且，也會知道真正的寫作“得走另外的路子”。
圖：葉聖陶
陳獨秀就是一個知道八股是怎麼一回事、且很有應對辦法的人。光緒二十二年，他為了應付家人的期望去參加“院考”（透過者可獲得秀才的功名）。結果出題者割裂章句，來了一道“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讓考生就此寫一篇文章。陳獨秀說：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矇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陳獨秀說，雖然那裝腔作勢的“大宗師”將自己的作文判為第一，但從那之後，自己更加鄙視八股科考了，也更加看不起那些裝腔作勢的閱卷“大宗師”。
參考資料
①羅根澤：《搶救國文》，《國文雜誌》1943年第2卷第1期。收錄於《民國國文教學研究文叢 論爭卷（1912-1949）》，語文出版社2016年。下同。
②李中生，《＜荀子＞“制天命”新訓》，《學術研究》1994年第5期。
④葉聖陶：《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字》，《國文雜誌》1943年第2卷第5期。
⑤陳獨秀：《實庵自傳》。
1942年底，古典文學專家羅根澤崩潰了。
這年12月，羅被人當成專家請去評閱“三十一年度高考國文試卷”，也就是給一批“高考作文”打分。當時的“高考”與今天的含義不同，其全稱是“高等文官考試”，參加者須是大學畢業生。
這次考試的作文題目是：
“試以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引證荀子‘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之說。”
意思是：請你利用近代文明發展的各種案例，來“引證”一下荀子的名言。那名言的大意是“與其歌頌天，不如控制天命來為我所用”。也有人解釋為“與其跟在天的後面讚頌皇天隆物的功德，不如將天所生之萬物合理地安排規劃而加以利用”。
評閱了四百多篇作文後，羅根澤體驗到了何謂抓狂。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本來計劃將作文裡的“錯別字和不合文法的句子抄錄下來”，供其他人引以為戒。結果越抄越多，無窮無盡，有些人連“小兔子”都可以寫成“小冤子”。無奈之下，只得作罷。
深受刺激的羅，稍後在《國文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搶救國文》的長文，大聲疾呼眾人起來救一救奄奄一息的國文寫作。文章裡，羅列舉了多篇讓他抓狂的“妙文”。比如其中一篇這樣寫道：
“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一為飛機，二為氣球。舉凡吾國慶祝勝利之日，齊叢集機，臨風飄揚，藉以誌慶，則人民定當從而頌之。至於氣球，當此敵死我生之時，欲以消滅敵人之殺人工具，惟有將氣球放在天空，則可按敵人之重要軍事不防（注：錯別字，當為“佈防”，原文如此）之地，而殲滅之，此其制天命而用之。斯二者，即為事實之證明，亦即為近代文明發展之事實也。”
羅根澤吐槽說，這篇作文以為近代文明只有飛機和氣球，把飛機上天當成“從天而頌之”，把氣球殺敵當成“制天命而用之”，只是常識不夠，其實還算好的。更“妙”的是下面這篇作文：
“文明者，文化發展之謂。而文化發展之由，莫不有其所自出。其所自出者何，曰道而已耳。夫道之為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僅存於人群意識之中。此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者是。凡天下事物背於此意識者謂之逆，合於此意識者謂之順，順則文化發達而繁衍，逆則文化萎退而滅亡。古之神權文明封建文明之所以見墜於今日，物質文明民主文明之所以勃興於此時者，一逆一順也。然天道靡常，惟聖賢能察而頌之，從而制之。荀子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是之謂歟?”
這一大段作文，讀起來特別有層次感。但只要略加細思，就可以發現，作者只是在不斷地玩“同義重複”，一句有實際涵義的話都沒有——作文大意是：文明就是文化發展，文化發展從“道”那裡來，“道”是個摸不著看不見的東西，順著“道”文化就發達，逆著“道”文化就萎縮。這個“道”，只有聖人能夠察覺到它，然後歌頌它、控制它。荀子大概就是那樣的人。這些全是廢話。
羅根澤吐槽說，這篇作文是“整篇糊塗”，而“糊塗是無法清醒的”，把作文寫成這樣，可以說是沒救了。
羅還說，國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教會學生“敘事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也就是好好說話，好好地將事情說清楚、將道理說明白、將情緒表達準確、將意願如實傳達，讓別人聽得懂看得明白。如今，大學生們的“高考作文”爛成了這個樣子，“不禁令我喊出‘搶救國文’的慘痛呼聲”。
羅根澤覺得問題出在“潮流”和“制度”上。所謂“潮流”就是西化，“摩登的青年”對非西化的國文不感興趣。“制度”則是指按教育部的規定，國文教員必須擔任三個班的教學任務，才能得到“專任教員”的待遇。但三個班的作文批改需要大量的時間，結果就是要麼減少作文課的數量，要麼草草批改了事。
桂林的陳卓如不太同意羅根澤的這些意見。他說，自己也主張要讓年輕人學好國文，但問題可能並不像羅根澤說的那樣簡單：
“老實說，在現行的學制下，出這樣的題目只配有這類的卷子。……以這次的題目而論，論荀子的‘天命’簡直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不過要拿這題目來接搭近代文明，實在有點不倫不類，其滑稽也僅亞於‘墨子是印度人’，‘天主教的十字架就是墨家的矩子’之類。”
意即：腦子糊塗的出題人，出了如此糊塗的作文題，當然只配得到一堆愚蠢的作文。陳卓如說，他希望“現在從事國文教學的人”多反省反省自己，多想一想學生的困難。而不是一味地對學生的爛作文冷嘲熱諷。
葉說，就羅根澤舉例的那些“妙文”來說，這些大學生的國文能力確實是爛，而且首先爛的還不是作文，而是他們的閱讀理解能力。這些人連題目都沒有讀懂。題目既然讓你用甲來“引證”乙，理所當然要先把乙是什麼解釋明白，再來用甲去證明它。結果，這幫學生幾乎全都把“天”“天命”解讀成了天空，說什麼天空中有飛機，所以是“頌天”；天空中有氣球可以制敵，所以是“制天命”。這實在太離譜了。
但葉聖陶並不想把主要的板子打在學生屁股上。他更認同一種觀點：“要是一定要救的話，我看還是先把那些出題目的先生們救一救的好”。
葉說，諸位想一想，出這個作文題目的人，他預期中的“合格”文章會是什麼樣子？他一定認為，應試者能夠讀懂荀子的那些古話，然後在作文裡“說到近代文明的發展，控制自然呀，利用自然呀，都是近代人的業績；可是咱們的荀子在很古的時代早已見到了，於是讚歎一陣，懿歟休哉！”我們的老祖宗真是太厲害了！這樣一寫，既鑑了古，又知了今，既體現出了對“固有文化”的深刻理解，也體現了對“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寫到這個程度，出題人肯定就會願意給個至少八十分了。可是呢，荀子雖然說了那樣一句話，到底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不是一件件具體的近代文明。非要把荀子的話和近代文明扯在一起，“這中間隱伏著一段阿Q精神”。什麼叫阿Q精神？就是因為自卑所以喜歡自誇，拿自誇來掩飾自卑。迴避我們在近代文明的發展中究竟有多少功勞，“僅僅說近代文明發展的原理，咱們的荀子老早說過了，因而臉上現出榮耀的神色，這就不免是阿Q的同志”。
簡言之：出題人是個阿Q，搞了一道充滿了阿Q精神的作文題，自然是希望應試者也個個去做阿Q。先有奇葩考題，然後才會有這麼多的奇葩作文。
進而，葉聖陶將問題的剖析深入到考試本身。他說：我們平時會不會滿腦子想著要圍繞著“學而時習之”之類的東西寫一篇文章？當然不會啊，我們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時候是“需要寫一封信，寫一份報告書，寫一篇小說”。只有在國文考試的時候，才會被要求寫“近代文明和荀子”那種東西。學生“一篇一篇地寫那並無寫作動機的文章，為的是應付考試”。這種應付其實就是八股傳統。“寫信不用八股，記事不用八股，著書立說不用八股，唯有應試採用八股”，八股就是“不要你說自己認為要說的、值得說的話，你能夠揣摩題目的意旨以及出題目的人的意旨，按著腔調，咿唔一陣，就算你的本領；如果遇到無可奈何的題目，你能夠無中生有，瞎三話四，卻又叮叮噹噹的頗有聲調，那更見出你的才情。”
對於學生能否擺脫八股作文，葉聖陶的看法很悲觀，說自己“實在不能預言該要多少年”。他希望應試者能夠“自己明白落在悲劇中間”，這樣總比每天稀裡糊塗練八股文要好一些。明白了之後，“遇到這類題目，就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有了應對的辦法；而且，也會知道真正的寫作“得走另外的路子”。
圖：葉聖陶
陳獨秀就是一個知道八股是怎麼一回事、且很有應對辦法的人。光緒二十二年，他為了應付家人的期望去參加“院考”（透過者可獲得秀才的功名）。結果出題者割裂章句，來了一道“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讓考生就此寫一篇文章。陳獨秀說：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矇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陳獨秀說，雖然那裝腔作勢的“大宗師”將自己的作文判為第一，但從那之後，自己更加鄙視八股科考了，也更加看不起那些裝腔作勢的閱卷“大宗師”。
參考資料
①羅根澤：《搶救國文》，《國文雜誌》1943年第2卷第1期。收錄於《民國國文教學研究文叢 論爭卷（1912-1949）》，語文出版社2016年。下同。
②李中生，《＜荀子＞“制天命”新訓》，《學術研究》1994年第5期。
④葉聖陶：《讀羅陳兩位先生的文字》，《國文雜誌》1943年第2卷第5期。
⑤陳獨秀：《實庵自傳》。